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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饥荒时期的凤阳县/先锋

   
   
   
   1959年10月赵玉书亲自掌握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而凤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凤阳先锋网”,几年前刊发一篇名为《丰碑永驻———记原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的文章,内称:“中都大地,淮河之滨,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赵玉书的动人事迹。尽管他卸任凤阳县委书记已有40个年头……人们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赵书记关注民生,关爱百姓一幕幕共产党人的公朴风范。”该文在网上引发很多讨论。
   要知道,在赵玉书主政凤阳的大跃进期间,该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达6万余人,约合全县总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赵玉书因执行过左政策路线而被降职,安徽省派农业厅厅长陈振亚来凤阳主持工作。陈振亚次年初在《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称,除死亡人口外,该县还有“浮肿病发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1961年1月,陈振亚主持召开凤阳县委五级干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简报中记载了很多村民的控诉。兹举二例。被毛泽东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揭发说:“今年(农历,指1960年)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看到我说:‘ 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武店公社光明大队代表说:光明大队原有1638人,现在还有806人,死绝83户,还有20个孤儿。
   会议一直在紧张严肃的诉苦中,到晚上7点才散。简报中称,“会上讲话的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被感动得心痛流泪多次……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作为凤阳县委一把手,赵玉书对此有无责任?《丰碑永驻》一文称,“大跃进‘浮夸风’的‘噩运’再次降临到凤阳人民的头上……农民生产再陷困境。赵玉书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做实事,弄虚作假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为。’每次汇报工作,赵玉书总是如实汇报,不含‘水分’,可是却常常受到各种指责和批评……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讲假话便顺理成章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途径。赵玉书却不随波逐流。”
   事实真相是否如此?我们看凤阳县委1961年《关于赵玉书同志错误事实报告(草稿)》对他的评价:“好大喜功,谎报成绩,骗取声誉,给全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结果征购任务无法完成,很多社队出卖了口粮、种籽,有的社队停伙断炊,而赵玉书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潜力。1959年粮食登场后,赵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算粮食产量,由于灾害歉收,水稻平均每亩仅产34斤,赵认为太低,有问题,结果提高到平均亩产80斤,后又亲自到大通桥算粮食账,一算再算,结果多算出空头粮13万斤。1960年赵亲自到黄湾搞粮食,当时该社的种子、口粮已经卖尽了。赵偏听公社党委副书记阮夕田的谎报,就叫出售胡罗(萝)卜70万斤抵征购任务。赵还指示:‘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反资本主义’、‘兴无灭资’等。1959年10月份,赵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其斗争情况(比县里的大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撤职的,有捆绑吊打的,甚至逮捕法办的。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溪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徐万里向赵反映了这个情况,赵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从1959年午季就开始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据官方档案,赵玉书还曾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农民在无法果腹的情况下弃婴,而赵玉书却在公社党委电话会议上明令禁止捡拾弃婴。饿殍遍地,赵家则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凤阳县武店公社考城医院院长王善良,因为说了一句“浮肿病人多,缺少粮食”,就被赵玉书认为是“造谣生事”而批准逮捕。另有一个叫蒋家惠的干部,汇报了粮食歉收和农民生活困苦情况,则被赵玉书定性为“攻击县委”,交机关大会斗争7次,书面检查9次,并停职劳动4个月。赵玉书主导和参与制造的冤案还有很多。包括凤阳县县长赵从华,也因对“共产风”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笔者曾在安徽采访大饥荒历史,赵玉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并不鲜见。耐人寻味的是,1961年初,在安徽省团委工作的马维民正式接替了赵玉书的职位,据他说,赵玉书停职后不久,就调到长丰县国营水家湖农场做厂长、书记。待到1964年9月,马维民接到省委组织部杨部长电话,调回团省委时,赵玉书再度复出。“赵玉书接替我,出任凤阳县委书记。你说怪不?”马维民也感觉困惑。赵玉书回锅凤阳县委书记,貌似是夸张了些。但其他类似官员,在降职后不久又升官晋爵的,并不在少数。这种官员复出模式,证明了左倾“父母官”的风险成本的确很低。最苦的是那些农民。
(2012/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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