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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倔强的萨米亚特分子——地下出版个案/綦彦臣

   
   
   
   
    丁朗父致綦彦臣:


    你的评论好像比我的诗更有意思,关于痞顽文学的说法尤其精彩。这不仅仅是一篇文学评论了。
    关于白封出版与别人的国家也超出了文学评论的意义。别人的国家那一节,我的感受特别强烈,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感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跟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还是流浪者。还有,关于当今的“北漂”,想来也有些渊源。1985、86年间,替彭燕郊老师到北岛那里送《北欧现代诗选》校样,中午在甘家口食堂吃饭。我说北京的气候好,凉快.北岛说他可以帮我找个工作,但不能解决户口,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她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如果那时成了,本人大概就是最早的“北漂”了。
   
   
   
    倔强的精神流浪者丁朗父不接受出版方面的“准生证”规制,两年间自印了两本画册、一本诗集。对于朱红的画,作为外行人我是力捧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写过三篇画评,其中两篇发表在香港的正式杂志上,一篇发在博讯网站。发在《争鸣》杂志上的那篇《一小撮人的东篱》尤其受读者欢迎,也是我认为的自己评论类作品的巅峰时刻。
    朗父兄的画诗不凡,其书法也相当了得。不过,有他的另一位挚友调侃说:“朱红的诗比字强、字比画强。”对此,我不太认同亦无否认之论据,留待历史评价好了。而他的诗之所以被公认,被我们一小撮自命不凡的民间文化精英所公认,是因为它的诗写得很理性。这种理性源于他的流浪,准确地说是流民生活。这里面,太多的感性被压缩成严肃的思考,以至于理性写诗成为他创造的一个奇观。他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徒步间或扒火车,“盲流”到湖南。从陷入政治深渊的父亲的东北并非盲目地“窜逃”到母亲的湖南,本该歇歇脚步,来享受久违的母爱。可是,他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人,从湖南进入四川,混进重庆。
    真正意义上的盲流,是从在湖南离开母亲那一刻开始的。
    重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只有革命的传说而没有果腹的温馨和偶遇思想的兴奋。于是,丁朗父在灵魂深处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重庆,正如今天的北漂暗中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北京”一样。诗人并没有仅仅拘于自己的遭遇,他把“别人的重庆”推及至“别人的国家”。
    这是一种哲学能力!所以,在我一直以来力捧朗父兄的画作时,告诉我们那一小撮:“要读懂朱红的画,至少得有业余哲学家的水准。”
    在诗中,他不是愤懑而是理性地质问:这个叫重庆的城市是别人的,这座城市是别人的,这个国家是别人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竟能让年轻人如此“绝望”?(诗集,第18页)。在一九七五年时,即便只是从内心质问国家,也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恶。好在今天“来生不做中国人”、“不做中国人的孩子”之类的愤懑,已经几乎娱乐化了而少有政治风险。
    丁朗父的诗不乏灵性之笔,或许这是诗强于字、字强于画之挚友评论的根据。比如,诗集命名出处的那首诗,其句“羊群在水一般的白雾中/鱼一般地飘过来。半绿半黄的树叶,浸染着寒气,一片一片落在地上。”——让人读来诗性盎然!但是,在一个主流文学完全痞顽化的时代里,丁朗父还是坚持对国家、对政权的质问。比如,在《致把所有人当敌人的人》一首中不惜使用大量的排比,“下岗了,工人成了敌人;失地了,农民成了敌人;强拆了,市民成了敌人”,“学生当特务,不当特务的学生成了敌人/网络封锁,网民成了敌人/你算算,他们到底有多少敌人?”(诗集,第120页到121页)。
    在更为宽泛的世界文化视角下,萨米亚特是严肃文学的一个派系。比如,前苏联时期所产生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就是众多的萨米亚特之一。对于前苏联时期的“地下出版物”之历史现象,中国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学者沈志华主编的的三册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一书,在第三册有专门介绍。本处不再做罗列。要说的是:第一,在极权造成的政治沉闷时代里,萨米亚特无疑从政治学到文学乃至于经济学,都给予既存统治以颠覆性的撞击,尽管撞击的效果当时并未显现,而其“内伤”后果足令体制外或还包括体质边缘欢欣鼓舞;第二,在极权出现了改革意向而没有能力实行政治刷新的条件下,“白封出版”无疑是明确的普世价值载体,以至于形成知识精英本身的再启蒙,“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期望变成今天的政治谶纬。萨米亚特与白封出版也具有了等价意义;第三,极权改革的局限导致政治的痞顽化不可避免,政治痞顽化导致文学痞顽化亦是逻辑结果,因此,类似丁朗父这样的诗作在纯文学意义上,是在探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
    痞顽时代在社会学意义上,是“钱信仰”的生成并泛滥,尽管它无法排除其他信仰的存在。仅仅在诗歌具有灵性、哲学内涵之特定层面讲,诗歌也是被沦陷的领域。因此,“钱信仰”不可能给回归传统或改造传统而增进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可能。辉煌的历史文明无疑例外地有灿烂的史诗存在,中国的《诗经》与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等价的。但是,今天的中国,《论语》“复活”在痞顽势力之手,而《诗经》被做敝履之弃。所以,即便是现代诗,只有靠诗人脱裤子才能挣得眼球而难以挣得阅读。
    痞顽时代里,体制内的“文化内战”狼烟四起。甄嬛是否有其人,以及其在清朝的镜像如何,成为“严肃”的痞顽与痞顽的“严肃”的一个斗争焦点:前者以党报评论的形式说,后者是“煽腥色”;后者说,职场励志(生存)需要多种表现形式,《甄嬛传》是为其一也。在痞顽时代里,丁兄慨然探讨严肃问题早已超越了自我流放,他在为一种能够重复历史的撞击添加反作用力。也许在某一天,你醒来时,会忽然发现痞顽时代突然消失,痞顽文学亦悄然卷曲在历史的角落而不再猖獗。“严肃”的痞顽也将成为一场笑料,且了无文学史意义。
(2012/05/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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