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呼吁民间响应温家宝政改讲话 /北京周末诗会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
   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2012/05/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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