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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呼吁民间响应温家宝政改讲话

   
   
   
   《炎黄春秋》4月5日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参加。主要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等三大问题。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
   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2012/05/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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