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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一代到北京守望者/楚延庆


   ——对陈青林的访谈
   
   
   

   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即政教关系)是笔者访谈的关注点。
   上次访谈胡石根老师,解决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在中国民主化和福音化的关系上获得了突破,即福音化的重要意义。
   历史的困惑是:中国曾经建立了亚洲最早的民主共和国家,为什么就被推翻了?垮台了?这与福音化有关吗?从1919到1989的70年,“五四”是“六四”劫难的开端。而70年也是以色列被虏巴比伦后归回,圣殿被毁和重建的年限。
    反思89民运以来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从中梳理出民主与福音的线索。比较性的话题,例如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基督教的关系,也可算是一些浅显的思考。人性的见证,两个天地,信主耶稣前心中的忧虑和重担,或者说是心中感受到中国的黑暗,与信主耶稣后心中感受到的盼望,光明进入心中,重生的标志等等。
    对于1989年以来所熟悉的战友,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耶稣基督,而张前进牧师在这个群体中做了福音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果效,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结尾所总结的那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让我们摘取其中的历史片段,让历史告诉未来,也把历史留给未来。为此,笔者访谈了蒙古族陈青林先生,
   
   一、学生生涯
   
   钟道: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么多年过来也很不容易,请您介绍一下从上大学,到毕业结婚生子,这20多年来的经历。
   
   陈青林:我是1987年到北京气象学院,1991年毕业,学的专业是天气动力学。
   在大二的时候,赶上89年民运,本来从心里对社会比较关心,从小受家庭父母的影响,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很关注,所以民运一起来就积极参加进去了,当时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对胡耀邦逝世的事件,反响很大。我所在学校小,86届的学生搞了一个学生自治筹委会,我主要是跟着其他学校的领袖们跑,每天早早就往北大清华北师大跑,跟在杨涛、常劲、王有才、李海、王志新后面做些事。
   李海是我一上大学,在1987年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正准备考北大的研究生,后来考上了,上北大读研不久,就学潮了。
   受他们的影响,再加上主要还是受我的大学英语老师许培的影响。他是方励之的信徒,他跟刘刚、吴蓓的关系都特别好。他给我们上完英语课,就讲西方的哲学、自由民主之类的。咱是学理科的,人文社科类的东西接触的少。所以主要还是通过这些人的只言片语,对民主自由思想有所了解。主要因素是人,这些人是朋友、认识,他们干的事情就跟着去跑。对民主政治、社会正义等,从理论的角度来讲,当时可以说还是根本一窍不通。
   那时候是很淳朴,主要还是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爱祖国、爱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的。那时候的口号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我们思维模式里主要还是共产党的那套教育在起作用。
   1989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在高自联里面,跟着那些人,帮着去干点事。咱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是去传达一些命令,帮着去搞个纠察,给广场送个信之类的。
   
   二、平静与波澜
   
   钟道:1989年六四期间,你在高自联里主要是做一些联络的工作吗?
   
   陈青林:主要还是跟着李海,李海是北大搞具体联络和纠察的。但是对于1989年,在我自己内心中,在学生运动初起的时候,就不乐观,从一开始就不乐观。我对于共产党的历史还是读了不少书的。对于单纯的这种学生运动,一开始就觉得镇压肯定是必然的,流血也是可能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冷静。
   包括刘刚等跟我谈了两次之后,就觉得这大二的学生很冷静。可能因为他们是学文科的,就很理想化、很浪漫。而我本身因着性格原因也好,知识结构也好,就比较务实。觉得这个运动不能那么乐观。
   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看看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理论。就是从西方,主要还是法国的启蒙主义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等等。而在国内的知识精英里面,因为我一入校就遇上反自由化,就关注刘冰雁、王若忘等。慢慢的在89运动起来之后,发现好多高校的青年老师学者等,都很有理论。而我那个时候年龄小,只是在寻找。
   
   三、427大游行之后,全力以赴。
   
   钟道:从1989年的415到64,被称为惊心动魄的50天,在这50天中有几个转折性的重要事件,你能从这些阶段性的划分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吗?
   
   陈青林:415胡耀邦一去世,因我平时本身就比较关心时政,当时就心里就觉得是个大事,所以比较关注时局的变化。最早是419北师大聚集到新华门,420才有大一些的游行,走到了天安门。那些我都没有参与,我们宿舍其余的学生去了。
   一开始我比较低调,甚至于对北师大学生第一次上街的事还不太信。我不信不等于我不置身事外,第二天我就到各大学校去看。回来后,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小字报是我贴出来的。
   我到北大看完之后,回来,见我们学校没有动静。416早上,我就贴出第一张小字报。到了下午,学校的大字报就出来了,人也聚集起来了。
   420我们学校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那是86级搞的。他们让我参加,我也没有参加,我的性格本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们组织的面向全校师生的讲演,却把我拉去做第一个讲演。讲到一半,学校另外一个86级的老大哥,是咱们内蒙老乡,阿拉善盟的,把我就给拽下来了。他那人比较老实、比较本分,不愿参与社会活动,怕我闯祸。他就说:“别人都不说,你上去说什么呀?”就把我给拽跑了。
   “426社论”出来之后,在426的晚上,高自联主席的周永军他们为了反对“426社论”的定性,要搞全市大游行。在当天晚上,通知发到各学校。结果到半夜凌晨,又撤销通知。北京高自联因为游行的事发生了一些权力变化,我不太清楚。而那天晚上,我就在我们学校开始组织,做标语口号、旗帜什么的。
   早晨的时候北京高自联来人通知,说游行取消了。虽然说是取消了,86级的说取消了,但是我们87的学生已经聚集起来了。我们班一个叫马时强的学生,扛着大旗就出去了,后边跟了一些学生。学校老师和党委来阻拦,但是也拦不住了。这样就硬把学生拉出去了。我们气象学院正好在国家图书馆对面,国家气象局的院子里。我们出来发现大街上还没人,就在大门口里面那一块等候。
   这样我们个别的人就出去看,听说北大的游行队伍快到人大了,就是到老中关村了。这时是427大游行的早晨5点钟,一直等到8、9点。在9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与北外、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就汇合到友谊宾馆那里。与北大、人大的队伍汇合一起,冲破了警察和武警的第一道人墙,开始了427大游行。
   这样我就是从早晨沿着二环游行,一直到晚上快12点了,才走回到学校。
   这当中,晚上7点多钟新闻联播,我走到西直门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语气就缓和了,说“学生是爱国的,……”什么什么的,就跟“426社论”的调子不一样了。游行的学生就高呼“我们胜利了。”一片欢呼之声,也开始唱一些不是很悲情的歌,喊口号也不是“爱国无罪”之类的很严肃的口号了。开始唱一些玩乐的流行歌曲,如“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之类的。
   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悲哀。这就叫胜利了吗?我当时还是自以为很成熟的,就心情默默的走在学生队伍里面。
   第二天,我还给那天表现不错的,一直坚持下来的两个88级学生,自己掏钱买了几个笔记本,写了赠言,签上“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名,给他们奖励了一番,说:“你们表现不错”。
   通过这次的“427大游行”,我就彻底的全身心的卷进来了。主要是跑到北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当时主事的是一个叫杨涛的,是88级北大物理系的。王丹,刘刚等第一拨的常委都换下去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了杨涛在主事了,一个小孩。
   我是跟着杨涛参与了“五四大游行”,那次的游行非常大,是一次胜利撤退性质的游行。我坐在杨涛的指挥车里,一直陪着杨涛巡视游行队伍。“五一”之后,赵紫阳一讲话,确实缓解了很大的紧张气氛。当时媒体也相对放开了,再加上从4月底,拖了有10来天,学生也都有些疲了。而“五四大游行”是第一次社会力量介入的大游行,有了新闻媒体等从业人员的介入。
   
   四、第一个10年之一,广场。
   
   钟道:你认为转折点性质的事件有哪些?我指的是对你个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
   
   陈青林:“五四”记者参与的大游行是一次转折性质的,又掀起了一个高潮。等到513,北师大吾尔开希、柴玲、北大彭荣等发动绝食,一下子就彻底把学潮推向了最高潮。
   绝食的时候,北大的赵体国等人,绝食前在广场开“绝食誓师大会”。念7条要求,就像宣誓一样。后来有说是柴玲,但一开始我看到的就是北大王丹、北师大吾尔开希他们。到了广场后,就绝食开始了,这当中是吾尔开希发起来的,还是其他的人搞不清了。就是到广场之后宣布绝食之后,大家就开始全部绝食了,这是一个高潮。
   514那天晚上,陈希同去了一次广场。陈希同去广场的时候,他的保卫人员也多,挤在广场的学生也多,我们就是远远的看见。给我的印象就是学生起哄,把他给哄走了!我这种比较传统的理念的人,不太喜欢不礼貌的行为,不管这个陈这个人怎么差劲,从秩序的角度讲,学生不应该那样哄他。我当时对学生的感觉不太好,这样容易激化矛盾,体现不出一种宽容精神。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好好的把话讲完?或者是采用其他方式什么的?
   一直到戈尔巴乔夫访华,柴玲他们就在广场天天开会讨论:撤?还是不撤?我也参加了他们的会。那时候戴晴和严家琪、王军涛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就介入了,学者希望学生和平撤退,给体制内改革派一个面子。但是那个时候,学生表面上是有组织,实际上是毫无组织。谁也说服不了谁,情势完全被学生里面的激进派控制了,沃尔凯西、李禄、柴玲就是所谓的激进派。谁最左,也就是说,谁跟政府的态度最顶牛,谁就控制住了话语权。所以,我也觉得是很悲哀的。
   到5月18号,中央召开对话会。实际上他们是开了好几起对话会的,跟知识分子,跟大学生,跟高自联的领袖。而那天下午,我觉得广场上这个组织,那个组织,这个主席,那个主席,我就觉得太乱。当时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号码你能找到邓小平。”这很神秘呀!我也很高兴!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就说:“我有事,想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反映。我是一个大学生,属于学生绝食的一员,代表的是我们学生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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