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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封出版与萨米亚特群体/綦彦臣

   
   ——关于吃了作者吃读者的中国出版业的严肃评论
   
    在读到秦继华先生的《以萨米亚特之名》一文前,我真地不知道“萨米亚特”这个概念。在去年四月号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上,秦文介绍说:“萨米亚特是俄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期创作下,‘萨米亚特’这一词语成为他们良心的隐喻,成为对抗的隐喻,最后成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同意定义,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名词。”
    对于这样的定义,我持百分之一百的赞同意见。这是因为我很是仔细地读过中国的“地下出版物”且可以追溯很远。比如,在我少年时代,那个十分缺乏阅读物的年代,手抄本的《十二张美人皮》、《一绺金黄色的头发》、《叶飞三下江南》等,都算是最原始的萨米亚特。在我青春萌动的时期,手抄本《少女之心》也是之,但它完全没了政治恐怖意味,完全开放给我一片随意性想象的空间。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了。


    我曾创造“白封出版”概念。
    在没有接触到“萨米亚特”概念之前,我对正式印刷但没官方书号的出版物称为“白封出版”。白封出版,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最初专门用来评价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出版物《思想的蝴蝶》一书。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书号是可以买卖的。正是这种买卖才使书价畸高,而普通作家的收入偏低。出版社犹如一个又一个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那样,“吃了作家吃读者”。
    我为《思想的蝴蝶》一书所撰评论《“白封出版”的重大意义》有幸被该所网刊采用,发在二零一零年第六期上。
    从创造“白封出版”概念到了解萨米亚特,再到获得挚友丁朗父(又名朱红)赠阅的诗集《穿过这寒雾我的弟兄们》,约为两年的时间。两年里,我没有精力尤其财力做自己的萨米亚特,所以一本写成十年的小说至今没有出版。好在每年还有一两本正式的出版物如《真实的交易》、《晚清官场乱象》之类的出版,但我也得承认:在获得官方发放的“准生证”之后,它们或多或少地被删节。按着商业合同,这是必须付出大代价,出版方有删节权,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想入党就必须接受可能的“双规”一样,那不侵犯人权而是你加入组织的必要代价。
    丁朗父不接受出版方面的“准生证”规制,两年间自印了两本画册、一本诗集。对于朱红的画,作为外行人我是力捧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写过三篇画评,其中两篇发表在香港的正式杂志上,一篇发在博讯网站。发在《争鸣》杂志上的那篇《一小撮人的东篱》尤其受读者欢迎,也是我认为的自己评论类作品的巅峰时刻。
    在更为宽泛的世界文化视角下,萨米亚特是严肃文学的一个派系。比如,前苏联时期所产生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就是众多的萨米亚特之一。对于前苏联时期的“地下出版物”之历史现象,中国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学者沈志华主编的的三册本《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一书,在第三册有专门介绍。本处不再做罗列。要说的是:第一,在极权造成的政治沉闷时代里,萨米亚特无疑从政治学到文学乃至于经济学,都给予既存统治以颠覆性的撞击,尽管撞击的效果当时并未显现,而其“内伤”后果足令体制外或还包括体质边缘欢欣鼓舞;第二,在极权出现了改革意向而没有能力实行政治刷新的条件下,“白封出版”无疑是明确的普世价值载体,以至于形成知识精英本身的再启蒙,“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期望变成今天的政治谶纬。萨米亚特与白封出版也具有了等价意义;第三,极权改革的局限导致政治的痞顽化不可避免,政治痞顽化导致文学痞顽化亦是逻辑结果,因此,类似丁朗父这样的诗作在纯文学意义上,是在探讨严肃文学的可能性。
    历史撞击力必然重复出现。
    痞顽时代在社会学意义上,是“钱信仰”的生成并泛滥,尽管它无法排除其他信仰的存在。仅仅在诗歌具有灵性、哲学内涵之特定层面讲,诗歌也是被沦陷的领域。因此,“钱信仰”不可能给回归传统或改造传统而增进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可能。辉煌的历史文明无疑例外地有灿烂的史诗存在,中国的《诗经》与希腊的《荷马史诗》是等价的。但是,今天的中国,《论语》“复活”在痞顽势力之手,而《诗经》被做敝履之弃。所以,即便是现代诗,只有靠诗人脱裤子才能挣得眼球而难以挣得阅读。
    痞顽时代里,体制内的“文化内战”狼烟四起。甄嬛是否有其人,以及其在清朝的镜像如何,成为“严肃”的痞顽与痞顽的“严肃”的一个斗争焦点:前者以党报评论的形式说,后者是“煽腥色”;后者说,职场励志(生存)需要多种表现形式,《甄嬛传》是为其一也。在痞顽时代里,丁兄慨然探讨严肃问题早已超越了自我流放,他在为一种能够重复历史的撞击添加反作用力。也许在某一天,你醒来时,会忽然发现痞顽时代突然消失,痞顽文学亦悄然卷曲在历史的角落而不再猖獗。“严肃”的痞顽也将成为一场笑料,且了无文学史的考证意义。
(2012/05/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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