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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9)亚视采访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5241523181.jpg
   
   我的1989(19)亚视采访
   
   在这场风暴过后,1989年8月17日,全国各大报在主要版面都刊登了一篇为我“歌功颂德”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提到一次采访:

   
   “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云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说实在,我至今都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另外,采访的准确日期是5月29日的下午2点,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记者来公司采访,记忆中深刻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我对学运的看法,二是问我对政府做法的评论。下面是我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原始记录:
   
   记者:你们怎么看学生的行为?
   
   万 :我们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对于学生的运动我是同情和支持的。他们希望政府清明,坚持改革,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也是学生运动得到这么多人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民主和经济的建设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的。要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政治民主要有很强的经济基础。没有整个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段,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希望社会动乱。只有当这批人成为社会的多数的时候,社会稳定才能真正实现。日本战后的发展,南朝鲜、台湾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就是说,只有经济真正发达了,才能实现民主。另一方面,民主是昂贵的,要负担得起。包括这次运动,都是以很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民主本身也要有经济基础。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埋头苦干,造就一批稳定的多数,多数人不赞成动乱,社会才能稳定。
   
   记者:你对政府的做法有什么评论?
   
   万 :总的感觉是政府对群众的情绪反应慢了些。如果快点解决,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就容易些。许多好的机会失去了,我不清楚里面的原因。群众要做的与政府想做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试图来做一些交流沟通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我们在学生中做劝说工作,建议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撤出广场。要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市民的承受能力。他们作为个人都承认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但他们没有能力把此变为行动。我们还做了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呼吁政府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来解决问题。不要动武。我们自己感到这是尽了社会的责任。
   
   在8月17日的那篇文章里,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 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我一直不知道此为何许人。最近读到焦国标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他叫王誉虎。他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其中对一些六四人物有一些独到的评论,例如批评我的一些做法是“弱智”,读了不禁莞尔。
   
   ————————————————————————————
   
   附录:
   
   王誉虎与“六四”人物
   ——《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读后
   
   焦国标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不久,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的车主叫王誉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间学生领袖们使用的唯一的“公务专车”,后来成为“平暴”的重要战果,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发了照片。展览大厅里还陈列有从学生那里“缴获”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旁边放着说明标牌“四通公司王誉虎”,意味着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誉虎提供给学生的。针对这次展览,各大报刊发了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文中写道:“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这个头头就是王誉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镇压前夕的5月下旬,王誉虎还派自己公司的卡车,5天内往广场送去了八车食品。
   
   就是这个王誉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以相当大的篇幅重温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并以他自己的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几位风云人物,如万润南、周永军、柴玲、王丹、韩东方等人。
   
   “平暴展览”上虽然称“四通公司王誉虎”,实际上王誉虎的华成托运服务公司是万润南四通公司的子公司的子公司,他与万润南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王誉虎非常崇拜万润南,他在书中写道:“西装革履的万润南气度不凡,中上等个儿,面相富态,身体有些发福,谦和的举止下深藏着几分矜持自信。”“下海5年已是百万富翁的我,……尽管已腰缠万贯,可比起万润南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土财主、暴发户,不够品位。”王誉虎在书中两次引用万润南的长篇讲话,甚至把1988年2月28日万润南在北京市先进人物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洋洋万言的发言《我们的探索》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但是对于万润南六四期间的许多做法,王誉虎很不认可。1989年5月22日,万润南召集学生领袖,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一个会议,王丹、柴玲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万润南提出,学生撤离广场必须有先决条件:一是军队回去,我们回校;二是解除戒严;三是李鹏下台、邓小平光荣退休;四是赵紫阳复出,并建议学生回校后坚持校园斗争。对于万润南在此危机关头提出的这些条件,王誉虎极为失望,认为非常弱智,他写道:“我近乎崇拜的万润南怎么会如此糊涂!对国情怎么如此一无所知!怎么会干这种与虎谋皮的傻事!”
   
   王誉虎对周永军着墨较多。4月18日晚上八九点钟,四五个学生被带进王誉虎的公司办公室。“其中一个叫周永军,中上等个头,儒雅帅气。”王誉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三大意愿:一、希望学生见好就收,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二、停止攻击邓小平、杨尚昆,学运的口号应规范为“坚持改革,反对倒退”、“政治改革应与经济改革同步”、“支持邓的改革开放,反官倒反腐败”等等;三是如果上述二条学生认同,王的公司可联合四通等民营企业给予资金、物质方面的赞助和支援。“周永军等几个学生耳语一番,同意回广场去商量”。
   
   一个多小时以后,周永军带八九个大学生再次来见王誉虎。“会议室近40平米,学生们面对我坐在折叠靠背椅上。周永军要求看一眼营业执照。他的要求被满足。我推测周永军的经历非同一般。尔后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学学生会主席,是4月22日大会堂前3个下跪请愿的青年之一,现任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其他同来的学生有清华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赵体国、赵爱学、陈留才,还有2个名字不详。”
   
   王誉虎旁征博引讲道理,劝他们见好就收,保存力量。他的讲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无一人质疑,也没有一人反对。大家纷纷表示回广场、回学校去做说服工作。有的同学说学生很穷,没钱打的士,为了串联提高效率,最好有专车。王誉虎马上表示:“这没问题,可以给你们一部轿车专用。我手头有2万多块钱现金,现在送给你们作活动经费,不过要由你们推举一人具体负责。”
   
   几分钟酝酿,学生们推举何亮负责车的调度和钱的使用。王誉虎马上叫来向阳(公司员工、王誉虎的内弟)和司机刘登山,叮嘱他俩要24小时值班听何亮调配,接着从讲桌下的手提箱里拿出2万多元钱交给何亮。何亮与赵体国一齐清点钱数,然后说是2万2千元。何亮说应该写个收条。“我说不必了,我这笔钱是捐赠,只要是为了上述目标,钱怎么花由你们定!”又有几个学生说,天安门广场没有电话,最好有一部手机,串联沟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王誉虎迟疑了一下,然后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你们今晚先回去分头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后天晚上9点在这里碰头,活动经费如果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这时,一直沉默的周永军说:“天安门广场由高校绝食请愿团、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和北高联领导,我们都不是主要负责人。阎明复劝说后,他们已经同意停止绝食撤离广场,但大多数绝食同学不同意,最后就没撤离了。在这里开会的有几个是北大、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头头,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负责宣传。我们只能分头去做大家的工作。我们大家尽力而为吧!”这次会议午夜零点之后才散会。
   
   六四镇压后的8月份,已被收押在监的王誉虎还与周永军见了一面。8月上旬一次放茅,是狱警A值班,王誉虎从厕所里出来,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队等候如厕的周永军。两人喜出望外,寒暄问候了几句。“不许说话!”狱警A煞有介事地喝斥着,似乎在给别人听,然后叫住王誉虎,低声问:“你们是同案吗?”“是。”过几天,又轮到狱警A值班放茅。王誉虎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扫帚,被安排在厕所附近打扫甬道卫生。这时,周永军所在牢房的20多人奔向厕所。在厕所门口,狱警A示意周永军停住蹲下,王誉虎心领神会,马上凑过去蹲在周永军旁边急促地聊了起来。“因为我与周永军之间并没有触犯刑律的隐情,所以双方只用三言两语便让对方明白放心了。令周永军津津乐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长和看守所长找他谈话,说有东南亚的政要要探视他,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告诫周永军如何应答,并许诺周永军只要听话,事后一定从宽处理。当东南亚某政要如期探视并询问周永军时,周永军并未完全从命。公安局长自然不十分满意。”一次放茅只有5分钟,这次狱警A却给了10来分钟。王誉虎写道:“A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地安排了(与周的)这次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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