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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8)SOTEC讲话

   
我的1989(18)SOTEC讲话

   包遵信
   
   我的1989(18)SOTEC讲话
   


   5月27日,被软禁在上海的万里发表了违心的书面谈话,恢复自由后回到了北京。
   
   当天,王军涛出面召集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发表了包遵信牵头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5月27日这一天,我本来应该在香港出席IDG举办的世界信息产业研讨会。上一次会议是在1987年11月,我出席了。这一次,因为国内局势的动荡,李玉建议我不要离开北京,所以我推迟了行程,先递交了大会讲话的书面稿,当天只好请香港四通的总经理王安时在会上代我宣读。
   
   这篇讲话的要旨是“要了解中国的信息产业和市场,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其中,我引用1989年3月14日电子部《计算机信息报》公布的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来说明民办科技企业的地位。当年的综合排名如下:
   
   1、北京四通集团公司(102,635万元)
   2、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79,412万元)
   3、北京市京海计算机集团公司(19,138万元)
   4、长江计算机(集团)联合公司(18,890万元)
   5、浪潮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15,633万元)
   6、北方电脑公司(15,000万元)
   7、国营南京有线电厂(14,722万元)
   8、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即现在的联想公司,14,000万元)
   9、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即738厂,13,612万元)
   10、太极计算机公司(11,888万元)
   
   在这前十名中,有四家公司,即四通、京海、北方电脑、计算所公司(联想)是民办科技企业,他们的总销售额占这前十家的49%。四通一家就占这前十家的33.6%。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国信息产业,民办企业和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四通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我在讲稿里表示,欢迎投资者来和中国的民办科技企业合作,因为我们离市场更近些,所以你们离成功也会更近些。
   
   虽然这一天我没有亲临会场,但为了出席这次会议,我办了赴港的签证,这帮助我在六四以后,得以从容地离开中国。当时,因为出国很频繁,我同时有三本护照,一本是为出席IDG国际会议办的赴港签证;一本办的是去澳大利亚的两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还有一本是去芬兰的签证。中国科技代表团预定6月9日赴芬兰访问,我是代表团成员,团长是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当时办一个签证的周期很长,有许多时间是重叠的,只能办多本护照来应对。
   
   5月27日那一天,我没有在香港的国际会议上讲话,却应段永基的要求,跑到在四季青的北坞发表了一次谈话。那一天,是中日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成立两周年。在SOTEC,我是董事长,段永基是总经理。
   
   我讲话的主题是:“四通应当成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录音记录:
   
   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清华学习,当时蒋南翔校长讲,清华培养的干部,二十年后,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刚开始有点明白了。
   
   今天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四通培养的干部,要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题。谁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是企业家。四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说过:“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总是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一支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的成长,在中国的环境下,有特殊的困难。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企业家,这是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这些人,他们原来就没有铁饭碗,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政策环境,他们的能力、胆量、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将近一半的份额,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是10000亿左右。1987年乡镇企业是3300亿,1988年是4500亿。二是科技企业家,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离开大院大所出来办企业。三是从国营企业脱胎出来的经理、厂长。
   
   成为企业家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眼光,第二是能力,第三是胆量。一般来说,科技企业家有眼光、有能力,差的是胆量。而农民企业家胆量足够大,也有相当能力,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远非我们所能想象,但他们的不足是眼界不够开阔。出身国营企业的,他们先天不足,后天可畏。
   
   在中国办企业有两个很大的制约条件,一个是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面长不出真正的企业家。那里都是按照政府指令办事的官员,而不是独立的有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的企业家。第二个制约条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美国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办事靠人情,陌生人社会办事靠契约。在中国如果不是熟人,就不好办事。熟人社会在组织上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血缘组织,一类是地域组织。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半径方面便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不可能成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企业。我们创办时提出要办中国的IBM, 其含义不仅是要成为这个行业里最有影响的最大的企业,而且它在体制上、组织上、机制上是现代化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新市场的开拓,也包括管理方式的创新和组织机制的创新。
   
   这种组织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很难生长,基本上没有可能。这就需要吸收、引进西方文化。SOTEC是个合资企业,跟外界有比较多的联系,一开始就吸引了一批知识、能力、眼光各方面素质都很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条件首先从这里搞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
   
   创新的过程是艰难的,和传统文化之间会有许多碰撞。《SOTEC之声》要我为SOTEC周年写几句话,我说,四通要在国家的经济主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SOTEC要在四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有人讲,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市场经济。四通、SOTEC正好是这三个集合的交。我们从事的是信息技术产业,我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企业,而我们的观念最接受民主政治的规范。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希望在四通,四通的希望在SOTEC。
   
   我们正处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不管局势怎么发展,有一条大家要有信心,就是中国只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光明。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仅要把企业的事情办好,而且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我们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最希望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我们的发展。社会不安定,我们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我们捧的是泥饭碗。四通是一个企业,还应该是一个学校,培养新一代企业家的学校。大学的管理学院培养不出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企业里培养的。
   
   至今的中国企业界,四通子弟满天下。被认为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中出类拔萃的李玉琢,就是当年四通SOTEC的一员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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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2年05月23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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