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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10)处理家务

   我的1989(10)处理家务

   
   我的1989(10)处理家务
   
   5月4日,北京高校的学生在大游行之后,在天安门广场发布了“五四宣言”,然后宣布从5月5日开始复课。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消停了。因为4月份半个月的学潮,四通的营业额一落千丈,现在要抓紧时间,把家务事处理好。激情过后,生活还得继续。


   
   听到当天赵紫阳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之后,我心里更踏实了。赵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对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我深表赞同。当时,赵的讲话似乎赢得了一片叫好。
   
   5月5日,我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出席了“中加友好月开幕式”的招待会;
   
   5月6日,接受了台湾《远见》杂志温曼英女士的采访;
   
   5月8日,出席了美国旧金山、圣何塞的两位市长举办的招待会。
   
   回到公司,我召集了四通的干部会,有40多人与会。地点是在公司的咖啡厅。
   
   我的这次讲话的内容,主要是谈四通的家务事。关于学运,几乎只字未提。因为我认为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时四通内部正在为理顺财产关系、如何股份化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个别人提出要分家、要散伙……不了解这一段四通故事的朋友,看了下面的讲话可能会一头雾水。但我要写的是“我的1989”,应该把当年自己每一天、每一刻从事的活动和真实的想法呈现在大家面前。下面是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
   
   刚参加了一次招待会,回来晚了。这是美国湾区经济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已经去了上海和南京,这次到北京,说是要看看“中国的硅谷”。出席招待会的,有电子部副部长张学东、北京市副市长张建民,计算机总局局长李晔。我们都被安排在主桌。席间,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大家很关心电子一条街,也关心四通。
   
   我们四通现在名声在外,但内部问题成堆。甚至有人问:四通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在全国工商联开会的时候,遇到天津开发区的叶迪生。他说,选拔人才,要把“长于合作”放在首位,我也认为这一条很重要。四通这个事业,是大家一起开创的,下一步怎么干,是分,还是合?我认为都可以。如果非要把大家捆绑在一起,有人会觉得憋屈,这又何必?而且,中国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太少,四通就像是一所学校,你们在这里练了本事,将来从这里分出去,各自闯出一片天、各领风骚几十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件事,未必是坏事。四通是不是就因此完蛋了呢?不会!四通还会发展。但是要留下来一起干,就要遵守一起干的规范。
   
   中国人为什么难以成事?一是受制于自身的素质;二是外部环境的制约条件。四通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自身也在改变。崔铭山有一句话讲得好:我创造了四通,四通也创造了我。去年(1988年)初,田志强说:“我们起码可以自豪地说,四通到了五亿了,我们还没有散伙!”现在我们还可以再吹一回牛:“四通到了十亿了,我们仍没有散伙!”问题是,如果到了二十亿呢?一百亿呢?其实,要散伙也可以。我们正在委托一些专家在拟定股份化的方案。财产关系一定要理顺。但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方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要看环境是否允许?自身素质是否适应?我们面临的问题好比是求解三角形内切圆的圆心。三角形的一条边是环境允许的边界,第二条边是自身素质的限制,第三条边是我们事业的发展状况。
   
   北京计算机三厂的厂长蒋如华,一直关心和支持四通的发展。她对我说:“你们四通不仅是在行业里有经济上的影响,你们还发明了好多词汇、语言,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关村这一条街上,其实很简单,有什么样的人,就能办什么样的企业;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企业,就能吸引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要头脑清醒,我们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公司的高速发展掩盖了许多的问题。去年的经营决策,有许多严重的失误。有人说,如果是一个小公司,其中一个错误就可能完蛋了。但因为我们其他方面太成功了,发展太快了,问题被掩盖了。人的素质也一样,有的人在一个部门不行,被退到人事部,别的部门还抢着要。有些人可以周游四通,原因是公司发展得太快,到处都缺人手。
   
   人的素质的危机,关键在于头儿,在于我们在座各位。你们在第一线指挥,在带队伍。有什么样的头儿,就带出什么样的队伍。
   
   四通人际关系的准则。第一条还是要信任人,让人放手做事。不要因为有了一些问题就毒化我们的环境。还是要宽松、宽容、宽厚。有问题,没关系。在公司创办之初,就遇到过问题,刘海平把70万弄到山西,后来王燕成又转走20万。如果我们因此就怀疑所有的人,能行吗?还是要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我经常受到批判,说我晚年了,糊涂了。说我太宽松,所以惯出了这些问题。但我的看法是,没有这样的宽松环境,四通就不会有今天。有得有失嘛。严格管理,职业化管理是需要的。这和尊重人,对人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不是矛盾的。毛主席当初对人也很宽厚,到后来做了亏心事,觉得大权旁落了,变得疑神疑鬼了。人不能有心病,人一有心病就麻烦了。我认为整个公司还是要有一种信任感,要有宽松的环境,才能使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把四通当成自己的事业干。
   
   理顺财产关系,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宏观环境不允许。在过渡阶段,可以一方面保留大锅,一方面开一些小灶。总的想法是鼓励大家出来多创业。要鼓励创业精神。四通舞台的无限可扩充性,这是我们优势。
   
   四通的规模现在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保持小企业的气氛。人各有志,允许你出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可以和四通有关系,也可以和四通没有关系。王安时的香港四通是一种模式,今年赢利500万,80%是四通集团的。殷克的南方四通是另一种模式,南方四通有25%的股份是四通的,以后的利润每年交200万。模式还可以创造。赵平模式也可以。他很早就向我推荐一本书:《内企业家》,说明这个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分出去干,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国德州一家公司很关注四通,他问我会不会有人离开四通去另办企业。我说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给他创造条件。日本有名的大企业只有几个,其他的都是小企业。想当头是好事,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殷克自己干,打四通的旗号,有人说,对他有利。对他有利又有什么不好?不要说别人是群魔乱舞,人家看你四通也是一魔。
   
   四个月下来,四月份没完成计划。一季度总结我看了,问题很多,不可能一个早晨解决。危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现在的国营企业都是大滑坡,整个天津市的利润是负的。我们第一季度仍有700万元的利润,算是相当不错的。起码是赢得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模式。可以开一次危机及对策的座谈会。首先,危机是什么?职工素质问题是什么?干部的问题又在哪里?解决办法是什么?谁来做?经济规律有其普遍性,“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顺应人的本性,找到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今年的5月16日,是公司成立五周年。在这次干部会上,还讨论了“五一六”相关活动的安排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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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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