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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晚年戈扬在纽约的生活

晚年戈扬在纽约的生活


香港《苹果日报》2012-4-1


严家祺


    戈扬活了九十三岁,她的一生如此起伏多变,从重庆到北京,从北大荒到纽约,从参加台儿庄战役、随新四军转战南北,到住进星云大师的西来寺。但不变的是,她在当右派和流亡美国两次人生低潮中,始终是那么不屈不饶、那么自信自尊、那么自强不息、那么坚毅刚强。
    戈扬和邓颖超相识将近半个世纪。早在1940年抗日战争初期的重庆,戈扬和邓颖超在宋庆龄的“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工作。皖南事变後,邓颖超介绍戈扬去了新四军。戈扬作为女记者,在共产党内赫赫有名,1949年,她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一起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

   
   戈扬当上右派後,与邓颖超有二十多年没有联系。周恩来去世後,邓颖超与戈扬又见面了,两人都成了老太太。邓颖超在大连棒槌岛避暑时,戈扬又去看她,两人谈得来。邓颖超当时是全国政协主席,戈扬又担任起“反右”前的《新观察》杂志主编。邓颖超住在中南海,希望戈扬每星期都去看她,与她聊聊天。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改变了戈扬的人生。正是戈扬和张伟国主办了一次“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当这个座谈会的发言刊登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时,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停刊整顿。“六四”後,陈希同点名戈扬参与“制造动乱”。
   
   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戈扬应邀赴美参加一次研讨会。“六四”後,戈扬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对戈扬说,“不要轻信谣言”。戈扬从她二十一年“右派”经历中,知道“六四屠杀”不是“谣言”,决定留在美国,从此艰难地在美国度过了她最後的二十年。
   
   “六四”後,通过陆铿的联系,戈扬住到洛杉矶的西来寺。1989年8月,我在西来寺见到戈扬,看到她谈论中国政治,充满自信、意气风发,我没有想到她已73岁,也没有想到73岁一人流亡美国会有什么问题。1991年,我从法国到纽约,乘了一小时地铁,又步行了近二十分钟,才找到了戈扬家。它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附近,但与布鲁克林最大的公墓更近,只隔一条街,街另一面只有一间房子宽,后面就是连绵不断的公墓群。1991年时,戈扬家附近十分冷落。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听戈扬谈话,感到她刚强坚毅。
   香港《苹果日报》:晚年戈扬在纽约的生活

   
   (图)万润南 严家祺在洛杉矶西来寺会见戈扬
   离开西来寺来到纽约,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倡导、筹款组建了“中国学社”,帮助解决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生存之忧,以便他们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并由他们自己管理。戈扬想到普林斯顿,刘宾雁却以“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为由将她拒之门外。戈扬对高皋说:“再请我也不去!我要用自己的腿走我的流亡之路!”谈到这些,戈扬还说,刘宾雁以类似的理由也拒绝了王若望。
   
   为了生活自立,戈扬一到纽约就开始在一家慈善机构资助的开放式英语学校,向一位老师一对一地学习口语。老师被戈扬悲怆跌宕的经历和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感动,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人生。这样,戈扬在这位老师帮助下开始用英文写自传。戈扬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她将单词写在纸条上,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与烹饪有关的,就挂在厨房;还经常驻足街道,辨认每一个她记得的单词;而每写完一段个人经历,她都请老师批改润色,回家后还会仔细推敲琢磨。凭借超人的意志力,戈扬把自己沉浸在英语世界里,她给香港刊物写信说:“高皋是学了就忘,我是忘了再学!”因此,听说读写都有长足进步,老师也变成了朋友,以致老师因心脏病不能再辅导时,还特别叮嘱儿子继续帮助戈扬。
   
   戈扬用她那敏锐的目光和犀利的笔触继续写作,虽然各种报刊杂志争相邀约她写文撰稿,也只能赚取微薄的稿酬,要维持在纽约的生计,犹如杯水车薪。戈扬决定申请社会福利金。她自立而不求人,独自一人到社会安全局。接待人员希望她请个英文好的人陪她一起来,并说下次来就不用再排队等候了。戈扬一听,睁大眼睛,叫了起来:“不!就是我自己,就要今天办!”戈扬说:“看来是怕年纪大出意外,接待员立即上来扶着我,要我放松,并说,现在就办,现在就办。”问到有没有收入时,戈扬说,有时写点文章,接待人员表示,福利金是要扣除部分收入的。当时,戈扬正在以写信的方式为《开放》杂志撰写回忆录,她迅速反应过来说,不是文章,是写信。就此得到了全额养老福利金。
   
   1994年6月後我家也搬到布鲁克林。从我家到戈扬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钟。我与高皋常去看望戈扬,戈扬有时也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我在华人区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容,背微驮,无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来,正是戈扬。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异国他乡,在到处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戈扬。而平时人们见到的神采飞扬的戈扬,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来的。
   
   司马璐是戈扬的同乡,小时候就互相熟悉。司马璐也住在布鲁克林,常去看望戈扬。司马璐比戈扬小三岁,希望与戈扬结婚,戈扬一直没答应,加之住在女儿家的一些不愉快,司马璐得了抑郁症,住进了医院。戈扬经常去医院陪伴司马璐。得知司马璐拒绝吃饭,她又带饭到医院,看着司马璐进食。有一天,戈扬特地做了一大碗虾,司马璐喜形于色一扫而光。
   
   戈扬住的房子租金低廉,房东多次暗示要提高租金,说是只需稍稍改装一下,房租就可以提高很多。由于戈扬时常在文字方面帮助住在楼下的房东,所以没有说得很明白。一天,戈扬外出,忘了关煤气,结果炉子上的东西烧糊冒烟了,房东冲上楼,关了煤气,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其实,戈扬一直非常小心,大门上贴着“关煤气”几个大字提醒自己。这次可能走的太匆忙,才酿成事故。有了由头,房东正式逼戈扬搬家。
   病情好转的司马璐不愿意回女儿家,戈扬也必须另觅住处。为了节省开支,互相照顾,他们决定搬到一起居住,并在“参议院街”找到了一室一厅的住房。後来,他们搬到远离布鲁克林的法拉盛,我和戈扬的来往就减少了。
   
   2000年,84岁的戈扬动了心脏搭桥术。住院期间,我去看望她时,发现司马璐坐病床边,几乎整日陪伴着等待康复的戈扬。戈扬对司马璐说,只要度过了这一难关,就与司马璐结婚,二年後,两人结为连理。
   戈扬、司马璐搬到法拉盛後,在一位老华侨保延昭的帮助下,戈扬的两个女儿、女婿和儿子等都来到了美国,这是戈扬晚年最高兴的时候。然而,除了一个女儿和女婿外,戈扬其余儿女还是回了中国。就在戈扬最高兴的时候,我与北京来的朋友去看望戈扬,发现戈扬谈话有些文不对题。没有多久,戈扬被确认患有“老年痴呆症”就进了“安养院”。
   
   2009年1月18日,戈扬去世,三天後在纽约举行了数十人参加了戈扬的追悼会,其中有八人参加了出殡仪式,有戈扬的女儿、女婿、戈扬儿子的一位同学、《新观察》的一位工作人员、曾慧燕、王书君和我。
(2012/04/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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