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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一章1

   第一章《国家的兴衰与政治制度考》
   
   [1979年11月9日──1983年9月16日傍晚]
   
   (044)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类酋长制:
   
   1、军事酋长制。军事酋长们是由一个社会内部兴起的或是从外部侵入,但更多地是从外部侵入的,因为一个处于其他制度形态下的社会,很难从内兴起一个真正的军事酋长制。
   
   2、教派酋长制。教派酋长们往往是从内部兴起的土生土长物;其所凭借的教义,既可能是土著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既可以能是酋长自创的,也可能是利用前代思想家的。
   
   3、政党酋长制。政党酋长们是近代兴起的新现象,它起源于英国革命,盛行于法国革命之后,到了俄国革命后,即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似不应归于这一类,因为它既未能产生“政党酋长”(即“党魁”),又未能施行统治,从而创新一代的“政治贵族制”。当然,这里的政党决不是指西方标准的多党议会制式的政党,而是指“一党专政”式的新权力集团。它既有军事集团的武力,又有教会集团的教义,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它也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唯一可行的酋长制……
   
   酋长制与君主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稳定要依据酋长个人的存在。所以,每当酋长因失势或死亡而去位,政局即发生严重动荡。但我们不能把君主制国家中继承方式的不稳定状态和酋长制混同起来。
   
   与君主制一同来临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僵化、标准化──缺乏创造性和缺乏相应的气魄──墨守成规、斤斤计较……君主制是社会普遍衰落的可靠标记。
   
   (45)
   
   对酋长制的发展是君主制,对贵族制的发展则是民主制。民主制并不是在推翻君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取代贵族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相对于欧洲,中国似乎缺乏“民主制度”,但是中国也还是有自己的民主时代,这就是大众时代,就是以汉朝的举孝廉、文学和唐朝以后的科举为代表的大众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时代,就是有限制的民主时代,而民主时代则是漫无限制的或曰扩大了的贵族时代……但综合各方面来看(文化的命运、社会的安全、甚至人民的幸福),贵族时代其实要比民主时代更为健全。民主时代不失为“盛极而衰”的“文化徐娘”:贵族时代是“众阳制众阴”的时辰(酋长时代则为“一阳众阴”);而民主时代则反过来成了“众阳制众阴”的时辰。群众始终是被动的,而当被动的实力竟然起来执掌国家命运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衰落的。因为在民主时代,没有创造力的人却能够宰割有创造力的人,可谓众阴制众阳。众阳的不堪压抑及其必然兴起的反抗,就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动摇和社会基础的崩溃。什么是压抑?钳制他们的创造力就是对他们的压抑。压抑使得社会生活的日趋紧张、骚扰不安,最终违背了文明的效率,也瓦解了秩序化要求。这种过度的阴阳交战(“众阴制众阳”),这种违背自然秩序(“天秩”)的现象,必然导出那个宿命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就是为什么“众阳制众阴”不会迅即酿成灾难,但反过来也不能使一个社会逃避灾难。
   
   有效的阴阳化合──新君主,他从个人来讲是大阳的体现,从其社会作用来讲却是阴阳调和的产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将愈来愈富于“阴性”,守成之主更是如此。
   
   (46)
   
   每个国家社会由于各自的内外条件大相径庭,故各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是极大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个国家社会之间同一制度形态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一个国家社会的内部各类制度形态之间的差异。
   
   中国以往的政治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形态:1、五帝的酋长制;2、三王的贵族制;3、秦到清的君主制;4、辛亥革命以来的群氓时代……尽管这五种类型形态的区别要从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去找,不能从各个国家社会之间的对比之下得出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数学方程;而且,上述四种形态的时间也不是齐一的,差距往往是很大的。
   
   就中国政治制度形态史而言:西周与唐为贵族制,地方诸侯独立性强、权力很大;秦、两汉与元、明、清为君主制,压制豪强、中央集权;魏晋南北朝为多元化时代。同时,西周及唐都起源于酋长制──西周的统治家族及唐统治集团实际上都出自蛮族军事集团。但同样,他们吸收文化并借以扩张其统治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杰出……
   
   这是就大体大端而言。就细部而言,每一制度形态内部,又可分别分为酋长的,君主的,贵族的,大众的──诸个时期,力量盛衰消长的结果也。
   
   (47)
   
   中国历史中真正具有原创性、道德上又有超越的领袖是谁呢?对此,我和孔子的看法比较接近:那就是周文王父子,包括文王、武王和周公。美中不足的是,周公后来和他的兄弟们同室操戈,还杀死了管叔与蔡叔。这和唐太宗的处境颇为相像,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周公他们后来不得不做制礼作乐,终于成为千古政治标杆。唐太宗的故事和周公惊人地相像。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贤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我的思想中,最好的世界秩序就是周天子式的政治系统,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进步最为迅速,后来的汉唐都比不上。当然,周天子的政治系统无法照搬于现代,必须充分地予以现代化,但其精髓依然可以借鉴,并且依然光可鉴人。例如:各国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接受中枢政权的裁决,并向中枢政权纳贡、纳税。这很像美国联邦(US),也很像联合国组织(UN),但松紧度似乎应该处在联邦(US)和联国(UN)之间,我们姑且称之为“联侯”,也就是“封建诸侯联合体”。其要点是:
   
   1、中枢政权必须比任何一个地区侯国要强大数倍;
   
   2、各地区诸侯国间应维持平衡,请勿使得一国过于强大;
   
   3、各国间均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如果未来的世界,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精神来发扬《周礼》,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王畿!
   
   这个就是萦绕我多年的梦幻的最佳表述。至于这个历史使命将由哪一民族来实现、社会择优制将由哪一个最宽容的民族来督促……这就要视历史的具体发展了。我属意于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关键要看中国民族还有没有这么强盛的生命力。
   
   而为了达到这样的远景,中国需要分两步走:
   
   1、汉唐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2、殷周式的礼制的天下统治。
   
   这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和“倒退”:以往的中国历史是“从王国到帝国”,以后的中国历史却是“由帝国到王国”。中国只有回到王国状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可能从王国出发再度进军帝国,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全球帝国(天下)了,而不仅仅是东亚的帝国。
   
   (48)
   
   我们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种“贵族”制度,可以激励文化的创造者。
   
   在那里,地位和财富都是不能继承的,年轻一代无权享有父母的劳苦所造就的特权,除非他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优势。每个家族成员的一切都不能坐享其成,他们必须从头做起。这样,整个社会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免除了腐败与惰性。这个理想如果由法律规定下来,即使无法完全贯彻,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让贫家子弟更容易地“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那些无能力的富家子弟只应享有他法律规定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正义。甚至“立宪君主”都不能给他继承人以外的子孙留下什么东西──他的亲属都不可担任何公职,以防家族窃国。国家高于一切,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属于人民,但人民必须听从法律。“君主”就是执法者,监督者,他在名义上享有周天子的荣誉,但无权执法。他只充当一个调停人,一个裁判者,但是君主自己如果违反了法律,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贵族的审判。总之法律高于一切,因为人性的邪恶需要控制。
   
   晋恭帝禅位诏书曰:“盖闻天生烝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于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圣系轨,畴哲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于无穷。”这虽是“刀枪谱写的官样文章”,“不得已而发”,但其“最后的陈述”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哲学的传统精神……这就是“统治者必须为社会效劳”,甚至“,国王必须服从国家,否则就是犯了叛国罪。
   
   (1979年11月9日)
   
   (49)
   
   上面讲过从酋长时代向君主时代的过渡。下面说说贵族时代向民主时代的过渡。
   
   从贵族时代向欧洲的民主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的大众时代(秦汉“全国农民起义”以来)的过渡,似乎是必然的,尽管二者遵循的道路并不相同。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违抗这个“平均化”的宿命。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优秀阶层被较差阶层暗暗同化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贵族能够长期与平民们共处而不丧失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无法保持自己内力,也无法阻止平民们模仿自己的外表装束和举止言谈。于是贵族的优势总会随着他们“行为的扩散”一天天失去,“阴阳易位”迟早来临。贵族在贵族时代的广泛活动势将耗尽他们以前所积蓄的精力,当贵族们没落下去的地方,庶民中的佼佼者继之而起。但使这些佼佼者得以活跃的情势也同样使庶民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乘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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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2年04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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