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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5) 高华)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
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
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
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
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
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
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
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
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
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
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
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②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
到师哲则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
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③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
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
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
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
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
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
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
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
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
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
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
④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
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
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⑤当场将周恩
①邓颖超在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
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473。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37。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⑤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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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
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
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
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①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
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
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
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②张闻天的学生
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
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
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
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
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
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
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
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
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
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
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
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
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
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
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
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
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
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
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③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
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
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
①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81。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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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
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
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①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
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
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
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
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
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
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
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
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
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
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
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
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
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
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
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
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
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②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
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
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
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③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
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
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
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
①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 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②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③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
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12 月
16 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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