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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水煮舟


   
   
   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讲话,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县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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