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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大事了/楚钟道

   
   回忆胡耀邦逝世及我们的80年代
   
   
   


   4月内蒙的土默川平原上,灰黄的风沙弥漫,西边阿拉善沙漠的尘沙无情的搅动着满天的昏黄。23年前的4月,那是1989年的春天,当年古老的风沙依然无情的肆掠着,搅扰着风沙中的人们。大学毕业,我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内蒙一机厂子弟中学教书已有个把年头了。
   1989年4月15日的那一天,注定会成为历史的定格。一阵风沙吹来了一个消息——胡耀邦逝世了。在之后的几年,我仿佛还在梦中梦见过他,好像是在与我交谈,他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的。这是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是一个没有官员架子和官僚习气的共党最高领导人,尽管似乎是名义上的,但这个名分是属于他的。
   
   当年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北京要出大事了,中国要出大事了。
   从小就被毛泽东教育“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80年代的青年学子,在北京要出大事了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到北京去关心一下呢?
   于是,书也不教了。当时我在当体育老师,因为大学学的是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回到内蒙第一机械制造厂,没有对口的专业,好在是8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大学生本科毕业生还稀少的年代,可以去中学教书,就教过地理,也教过物理,而当时学校缺体育老师,在地质院校常到野外实习的我,就当起了体育老师。
   那一年,我来到帝都北京,已经是4月下旬了,跑到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江济良的宿舍住着。80年代的大学宿舍里很自由,没有监视摄像头,虽然条件没有现在的学生公寓好,男生宿舍里很臭,但很自由。记不清是在4•26社论前,还是后了,5•4大游行是从清华走到了广场上的,待我再次回到内蒙包头的时候,就已经是1989年的6月了。
   历史大事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在4月15日定格给胡耀邦?
   这还要从1986年12月的学潮谈起,那次的学潮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发起,在没有互联网和官方媒体传播的时代,学潮以书信的方式,很快的就蔓延到了北京和中国主要省会城市的高校。而在80年代,大学生游行是常态:中国女排夺冠了,要游行;足球(那时还没有女足)好不容易赢了不知哪个国家的球队,要游行;学生食堂的伙食不好,要游行;同学中有学生出现了意外,也要游行。总之,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游行的年代。在改革的年代,爱国、关心国家大事,似乎是中国大学师生理所应当的,未来和国家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但是,1989六四的枪声对每一个大学师生都说了一个“不”字。
   1987年初的大年初一,火车上很空,我一个人躺在三人座位的长椅上,听着火车喇叭播送着关于胡耀邦被辞职的中央决定,放寒假后学校都空了,同学都回家过年了,在过年的日子里,我从成都回包头,到北京站利用转车的空间,去天安门广场溜达了一趟。躺在列车的车厢里,听着儿童时期以来就被熟悉的文革斗争语言,在空旷的列车车厢中广播着,在耳边回荡着,不由得就想起了1986年12月31日夜,顾伟和王岩在学校电影院二层看台向下撒传单,那些传单是我给他们的,也是我安排他们去撒的,传单是老段他们油印的,那一天还派了一个同学去川大散发。大意就是要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施行民主之类的。当时每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都具有的常识,党内高层也是有的,就是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民主派。
   后来,因为传单事件,成都市公安局来学校调查,当时的院党委书记闫树旺是党内的开明人士,把参与这次件事的学生都保了下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查。
   而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因为反对追查和清算学潮中的爱国学生,而被辞职的,这在全国高校师生的心中留下了伤痕,那道伤痕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逝世的日子里,开始流血,开始爆发,直到如今伤痕和裂口依然,并因六四而深化。
   那时候,人心思变,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选择了胡耀邦,也定格给了胡耀邦。
   如今,人心已变,那“要出大事了”的声音依旧。要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在2012年,或者是明年,或者是后年,或者是……,总之,要出大事了,必然!
   
   于2012-4-9
(2012/04/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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