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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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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四个“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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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居心叵测
·余秋雨“泪”从何来?
·如此“理性真诚”的“大局观”
·余震仍在继续 岂可轻言“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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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救药的余秋雨
·余秋雨的“人性”——再评《感谢灾区朋友》
·余秋雨岂可与郭沫若相提并论?
·勇气可嘉 论点成疑——评《我挺余秋雨》
·《关于奥运圣火传递的紧急通知》(拟《中共中央文件》)
·假传“圣旨”与圣火传递——解读《拟〈中共中央文件〉》
·“警姑”反哺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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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骚乱和毛的哲学
·悼念陆铿先生
·“国家插手”处理豆腐渣校舍问题合适吗?
·韩战“胜利”是毛“光辉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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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政府应立即停止宴客
·“祝你俩手拉手白头到老!”---致吴雪女士(范美忠妻子)的公开信
·从各方新闻看瓮安事件
·请勿苛责与教训瓮安民众
·瓮安事件定性藏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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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止”到“不支持”——评北京的西藏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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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爱的人”与“最可怜的人”---魏巍去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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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征引 但请注明--与“独往独来”先生商榷

   顷读“博讯”,发现与“博客论坛精选”中,一篇题作《钱学森郭沫若马寅初梁
   漱溟》,作者“独往独来”,末尾所署日期为2012年3月8日。其中谈钱学森的部分似征引自两年多前的拙作,细加比对,竟然是大段照抄,一字不易。对此颇为感概。
   
   拙文写于2009年11月1日,首发于香港《苹果日报》,博讯及新世纪新闻网亦予刊登。当天李怡先生在《苹论》中即将拙文作为话题加以评论。想不到两年多后仍获该作者垂青,自应表示感谢之忱。
   


   但依照惯例,转录之文字需注明出处。《苹果日报》首发的文章,其作者享有版权。博讯网虽无强调版权归属,但征引者也应尊重原作者之“知识产权”。“独往独来”先生或许居于中国大陆,错以为香港及海外网站不在内地司法管辖之下,而对此未加注意,或属无心之失。
   
   不过,新世纪新闻网是强调版权的,“独往独来”先生是否留意一下此事?以下将该文之有关部分与拙作分别列出,请读者鉴别。“独”文中之红字为拙作原有文字。
   
   钱学森郭沫若马寅初梁漱溟
   独往独来
   
   钱学森欠道歉
   
   钱学森1958年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下略)
   
   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高产卫星匪夷所思
   
   五十一年前的大跃进,正是这位一九五六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九年三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表示,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为亩产万斤作论证
   
   放出「卫星」后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份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九十四万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六分一,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十五万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份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七万八千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五万八千五百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三分二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三万九千斤了。」
   
   他背离了科学精神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十一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峯,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后半句重植—张注)。诚哉斯言!(他应当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同胞道歉!)
   
   (下略)
   
   (2012/03/08 发表)
   
   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张成觉
   
   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丶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作为蜚声国际的中国“三钱”之一,钱学森跟其他两位与之并列的钱三强•钱伟长一样,都是大师级的学贯中西的自然科学家,其出类拔萃的卓越成就当然离不开实事求的精神。
   
   然而,现年65岁以上的大陆同胞,恐怕难以消除一个记忆:51年前的“大跃进”时期,正是这位1956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钱文发表的背景。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3821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3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称: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当时亦在场的《遂平报》记者刘伟说:“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实际还是信阳地委秘书长的赵光也不太相信,但是麦子打出来了,又过了两遍秤,领导和记者都在场,这后面都出不了什么问题。”
   
   然而毕竟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就在嵖岈山卫星社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鉴于以上的说法还有点语焉不详,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当时发行量逾百万册的《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其中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过,套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20多年前对方励之教授鼓吹民主的评论:“他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我只相信他就天体物理科学讲的话。”(大意),与此相仿,我们只能相信钱氏就火箭导弹技术的发言。因为他到底不是政治家,他被政治忽悠了。他“不明真相”。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曾任妇女队长的赵长玉说:‘那时候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用车连着拉了好几天!岗西边的地、韩楼后面一大片地的麦子都拉过去了,算那一块地的收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亩。村里人都知道,谁敢说啊!说了就是右派,批斗你!’当地村民表示,如果按照赵长玉说的面积,当时被拉走麦子的可能有上百亩地。”(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6期,作者罗雪辉•杨涵舒)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11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1959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1961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3700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7月11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
   
   (09-11-1)
(2012/03/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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