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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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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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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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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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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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我也说几句民粹主义和暴民问题
·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读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有感
·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 仿陆游示儿
2012年
·这究竟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社会心态的背后是人生观
·革命是今后的大概率事件——再论未来十年宿命
·往事历历已成碑——祭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王东海(上)
·往事历历已成碑——祭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王东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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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今后的大概率事件——再论未来十年宿命

   自从韩寒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等三篇博文以后,中国是不是会发生革命再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韩寒说,现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理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吃到自己头上来才会嗷嗷叫的习性。这话初听很不舒服,但静下心来冷静地想想,却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究竟对不对,要看怎样理解,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首先,这个立论的依据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把大陆与台湾的情况做一个比较。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吕秀莲这一群英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现今的大陆,虽然也不乏刘晓波、秦永敏、胡石根、高智晟、陈光诚、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这样的英雄,但普通民众里面了解和同情这些英雄的人却不多。被德国心理学家勒庞称为“乌合之众”的芸芸众生固然是随风倒的,但目前大多数民众还不同情这些为他们争民权的英雄则是不争的事实,陈光诚的一些邻里乡亲为了每天区区九百元的“工钱”,居然昧着良心长期充当官方的打手,非法限制陈光诚的人身自由,就是一个令人寒心的例子。六四事件二十多年以来,在单腿独进的经济改革中,在无远勿界的互联网信息流通中,民众虽然走出了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迷雾,看透了利害关系,但却在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熏陶下,道德上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那时候,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老百姓却围着看热闹甚至买人血馒头。
   
   韩寒说得一针见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什么道德、理想、精神、操守都没有了,纯粹就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经济动物。邓氏的高明之处,也即他的卑劣之处,就是六四屠城以后为了保住这个天朝,把芸芸众生都培养成犬儒主义者了。去年春天,很多人心里在嘀咕:为什么中东和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而中国没有?如果从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看,中国跟埃及利比亚那些地方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主要原因的确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如果革命与民众的素质之间存在着线性的因果关系,那么时下的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


   
   可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中国今后是否会发生革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预测问题。政治预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只有对近期的预测才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而且预测到的只能是大致的情况,不可能描绘出未来的具体细节。我曾经注意过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问题。“天有不测之风云”,这话一点不假。气象台经常说明后天要下雨了,但到时候却依然太阳红艳艳的,或者情况刚好反过来。尤其是春夏时节,今天傍晚预报明天的天气往往都会说错,甚至早晨无法预知下午的天气。长期以来,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如果你完全相信天气预报,如果你根据天气预报决定明天是否出门游玩,或者决定出门是不是要带雨伞,那是毫无意义的——你还不如根据抛出去的硬币的正反面来做出判断。临近预报尚且很不准确,何况是“中期”或者“长期”?
   
   政治预测恐怕比天气预报还要难得多。当年老毛被老蒋打得在雪山上乱滚在泥沼草地里乱爬的时候,谁想得到十四五年以后江山就转移到这些人手中了?二十三年前,人们普遍相信老毛那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因此普遍估计六四的案子两三年之内就会翻过来,我当时听到过的最悲观的预测也只是说,“恐怕要十年也说不定”,谁想得到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政治上还是江河依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还躲在瑞士的一个暗室里写信给他的同伙说,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革命了,可是没过几年,二月革命就突然爆发了,他马上窜回国内,站到一辆破旧的装甲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号召他的党徒们向民主政府夺权……可见,政治预测跟天气预报一样,说的只是一种概率,概率是人类对上帝所安排的宿命的远距离窥视,而不是先知对未来的一览无遗。
   
   但话得说回来。气象预报虽然不准确,却可以告诉我们近期天气的大致情况。去冬今春以来,我每天都在关注天气预报,我注意到,这段时间气象台很少发出“多云”、“阴到多云”、“晴到多云”之类天气晴好的预报,事实上,我国南方这段时间确实是阴雨绵绵,难得见到太阳,这说明近期天气的大体情况还是可以预知的。像天气预报一样,政治预测虽然也无法预知某一具体的政治事件,比如最近王立军突然躲进城都美国领事馆是谁都不曾料到的,但我们对未来八到十年的基本政治局势是可以做出有价值的预测的。
   
   2010年2月,当新世纪即将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我在《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一文中就预言,由于“现行政治体制无法解决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新问题”,“我国在未来这十年中其实是最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内乱的!”提出了“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历史宿命,究竟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的问题。北京奥运会以后这几年的情况日益显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政治转型的加速期,是政治事故的多发期,我虽然不能断言这段时期一定会发生革命,但这段时期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现在这种政治格局再维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政治转型却是一个大趋势。这实际上是官民双方的共识,也是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只是官方不愿意把事情说穿说透而已,否则为什么要坚持维稳压倒一切,而且维稳不惜任何代价?
   
   不过,革命的阴谋家列宁早就说过,只有不但下层百姓而且上层统治者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革命才会发生。现在的当政者虽然不是政治家,但大都是些非常精明的政客,他们心里很清楚,内斗不能搞得太过分,内斗搞砸了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只要上层不分裂,只要近年国际国内不出大事情,中国短时期内就不会发生革命。所以就时下来看,韩寒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这大体上没有错。
   
   但是,如果放眼未来八到十年,他这个立论就很难成立了。时间越长,维持现行政治格局所必需的各种因素保持不变的可能性就越小。我相信“天机不可泄漏”的说法,今后革命事实上是不是发生了,究竟在哪一年发生,这是一个测不准的问题。上帝最多只能把明天的太阳会不会被乌云遮盖告诉你,绝对不会让你确切地窥视到未来的全部细节。
   
   从科学的观点看,巴西热带丛林中一只蝴蝶煽动它的翅膀,也可能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场猛烈的风暴。我相信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都是由千百万种因素决定的,这千百万种因素构成一个大系统,维持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格局。假定维持现行政治格局的因素有一万种,其中九千九百九十九种能够在未来保持不变,但只要有一种因素发生了变化,整个系统的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现行的政治格局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根稻草能够压死一只骆驼的道理。这就是偶然性,而有能力掌控偶然性的只有上帝那只万能的手。由此可见,从较长的时期看,韩寒仅仅根据目前民众的素质来判断会不会发生革命,这种一元论的思想方法是不科学的,革命的发生与否跟民众的素质之间固然有联系,但这并不是必然的联系,而只是一种或然的联系,是概率上的联系——决定革命会不会发生的因素实在太复杂了,以致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
   
   总之,说中国近期还不会发生革命,这个立论大致上是可信的;说中国未来五年都不会发生革命,这个立论的可信度就比较低;说中国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会发生革命,相信这个立论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这些都不过是概率大小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今后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革命,革命究竟在哪一年发生,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够回答。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这里所说的革命并非传统的带有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是指基本上能够保持社会和平状态的颜色革命,例如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等,这种革命虽然也会产生哈维尔那样的权威性领袖,但领袖的权威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这种革命不会听凭任何领袖的控制。这是当今信息化社会民主转型的一种方式,这种民主转型方式之所以也叫革命,是由于它们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来实现政治体制的一揽子转变的,而韩寒博文中所说的那种“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的革命则大体上属于传统的暴力革命,至于他提到的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严格地说不是革命,而是并不改变政治制度的造反。
   
   第二,民主转型不一定采取自下而上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革命形式。当政者为了在政治转型中最大限度地谋取自己的利益,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革命,第一种是象八十年代的蒋经国那样主动改革,掌握社会政治转型的主动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来实现政体和平而有序的转变;第二种是象波兰的雅鲁泽而斯基那样,在民主化的压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再坚持镇压,而是与反对派达成妥协,从而避免自己在政治民主化以后被民众清算,而且起码在理论上还保持今后通过竞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两种避免革命的方法都是当政集团与反对派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各自进行理性计算所形成的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是否能够形成,取决于历史上一些既定的因素。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背景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台湾,大陆经过二十多年单腿的经济改革,目前腐败的程度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这就决定了当政者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转型时期所背的包袱太重,避免革命的第一种方法注定不可能,而第二种方法,我估计,在维稳还仍然有效、容忍反对运动的成本大于镇压成本的情况下,当政者是绝对不愿意妥协的,可是当维稳失效,镇压的成本大于容忍成本的时候,此时当政者虽然愿意妥协了,但反对派在底层民众的压力下恐怕不愿意妥协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大陆的民主转型,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近乎零;像波兰那样采取妥协的形式实现政治变革存在一定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就是革命——革命是今后五到十年的大概率事件。
   
   2012年2月1日深夜初稿,3月7日凌晨改定
   
    (《民主中国》首发 发表时间: 3/15/2012 )
(2012/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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