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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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是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刘晓波是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出狱一年三个月以来,颇看到一些批评刘晓波的文章,而且是来至泛民运人士。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现在又看到了三妹《为什么不能原谅民运败类刘晓波?谈刘晓波的四耻》一文,读之颇有感慨。三思之余,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我来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尤其是对刘晓波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应该指出,民运人士批评这位中国唯一获得若贝尔和平奖的民运领袖是一件好事,就像民主国家民众批评执政者一样。因为民主理念要求我们对任何跻身高位的人保持警觉,保持监督,保持批判的态度,否则,民主阵营再为自己造神,再让大众匍匐在领袖的脚下,那么即使民运成功了,很可能也会使历史进入新一轮权威统治的循环。这样,批评无论对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如毛泽东所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因为从认识论上说,错误认识永远是正确认识的先导和基础,不允许错误认识存在,其实就是不允许正确认识产生;从人权上说,发表错误言论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不准发表错误意见是严重侵犯人权;从现实生活说,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不会犯错误,人只有有限理性,没有错误言论的人是没有的。此外,从社会利益分配角度说,每个人都只能代表自己,公平正义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政治是社会利益分配的最重要方面,每个人更需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由这种角度说,无论对错,对领袖人物的批评抨击也是完全必要的。
   
   明确了基本主张后,我们再来看应该如何解读三妹的看法。
   
   根据以上主张,我们首先要说,三妹发表那些言论是她的权利,我们即使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必须维护她发表那些看法的权利。
   
    其次,具体的看,三妹的看法无论多么极端,也确实有其可取之处,相反刘晓波的为人也绝非无懈可击。
   
   关于这些方面,我的朋友査建国已经在《应全面地认识与评价刘晓波》一文中很好的指出了:“应全面地认识刘晓波“美化”问题。从全局讲,近些年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尤其是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没有改善,某些时段更有倒退。监狱犯人或待判人员屡受酷刑,不尊重其人格尊严的现象仍很普遍。而刘晓波被“善待”虽是事实,但是是局部的、个案的。正如讲“六四”中广场没死人是可能的,但长安街死人,全北京市死人是全局性的真实。而刘晓波在重大的时刻重要的场合突出局部,“美化”全局(起码在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对于三妹以及其他人指责刘晓波为“民运败类”的极端看法,我们还是绝对不能赞成。
   
   我们要看到,刘晓波作为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弘扬普世价值,这方面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观念上的大方向正确决定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活动家,至于具体错误,那是人人会有的,刘晓波有各种错误毫不奇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求全责备贤者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但这改变不了贤者就是贤者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民主事业不需要神祇,但需要领袖,一个没有领袖和领袖集团的事业绝不可能成功,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民主事业至今成效甚少,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内缺乏领袖和领袖群体,相反国外却领袖太多太多。所以,领袖和领袖群体在国内的崛起,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今天有了刘晓波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民运领袖,我们应该额手称庆,甚至为之欢呼!相反,对当局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民运领袖、特别是民运领袖集团在国内的产生发展是决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刘晓波获奖时国内异议人士大力庆祝,相反当局则极力打压的原因。
   
   具体说到刘晓波,本人作为中国大陆资历最老的民运分子,作为中国理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我认为他不仅不是什么“民运败类”,而且是本文题目所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
   
   我为什么这样说?
   
   由于六四以后几十万人往国外跑,他却从国外回来不出去了,并且一直坚持战斗在民主运动第一线,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道德感召力,此其一,
   
   由于他参与发起了当代中国民运历史上规模最大、境界最高、指导意义最强的《零八宪章》活动,把中国的民主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精神感召力,此其二,
   
   由于刘晓波不仅作为《零八宪章》的化身关在牢里,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民主事业的具象,这就使他具有足够的时代感召力,此其三。
   
   在刘晓波还关在牢里、没有也不可能向当局屈服的情况下,既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横加指责,也不能不考虑到没有刘晓波这个《零八宪章》的化身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所以,虽然三妹对刘晓波的指责是她的权利,如果我们这种理性反对派人士因此也照着做,则是对民主人权事业的背叛。可以说,如果我们对正在坐牢的刘晓波加以否定,就是对《零八宪章》的伟大历史意义价值加以否定,也是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重大打击。
   
   领袖不可能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私心,这就需要严格监督,需要让他们在严格监督和批评下领导民主事业。
   
   但对正在为民主人权事业长期坐牢的民运领袖在多年前说的一些错话,做的一些错事进行无限上纲,用来否定他们当前的巨大贡献,或者因为对他们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就大肆攻击,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未免太缺乏理性了。的确,在许多反对我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朋友中,具有这样这种观念和做派的情况绝不鲜见,对此,我们只需问他们一句话:就像没有理性就没有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理性可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吗?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能斗出一个民主社会吗?当然,这些朋友不会认为他们自己不对,也有权认为自己对了,但是广大民众怎么看,历史的结论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对仍然因为民主事业系狱的刘晓波搞非理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说是落井下石,也算不上合理的严格监督吧?也是对民主事业没有什么促进作用的事吧?如果刘晓波今天在社会上妄自尊大,大家怎么说他都是对的,如果他正在搞腐败堕落,我们也都会唾弃他。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为民主事业坐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为他的坐牢向当局抗议斗争,反而为他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对他横加指责,这种做法至少太不厚道。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对他个人怎么样,而是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怎么样,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怎么样。
   
   因此我要说,刘晓波作为中国民运领袖,已经是一种举世公认的历史的事实和中国未来民主化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领袖和旗帜,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要倒退很多年!
   
   所以一切真正致力民主事业的人,在当前情况下若果反对以他为领袖和旗帜,那么,不是私欲压倒公心,就是不明事理。
   
   现在我们来看三妹的说法:“耻辱一,他在这个以人权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大会上宣讲《我没有敌人》,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化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对比高智晟的《我的心声》和萨哈罗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的勇气和胸怀,刘晓波这个民运败类带给中国人的耻辱显而易见。高智晟和萨哈罗夫才是真正的人权斗士,他们最多想到的是为其他政治犯和良心犯呼吁,他们最为痛心疾首的是共产极权的恶劣人权。”
   
   高智晟当然是一个令人崇敬的斗士,我对这位律师非常尊崇,对他所受到的迫害感同身受,对他的事业表示无保留的支持。
   
   但任何一场大决战中,斗士总是战将而非统帅。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对中国民主化的指导意义则毋庸赘述。与此同时,《我没有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刘晓波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国际评价,究竟是大大得分还是失分,举世之人有目共睹。当然由于作为学者和被当局优待的最高级政治犯刘晓波没有对其他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艰难处境予以关怀,这是他的一大欠缺,但应该说毕竟还是瑕不掩瑜。
   
   三妹说:“他在这个以人权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大会上为中共人权大唱赞歌:说 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显然,中共“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确实具有蒙哄国际社会以减轻压力的企图,“‘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更成了绝妙的讽刺。但是,历史的进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而中共的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了进去,不管怎么说比不写进去是迈出了一大步。类似这种情况在先进民主国家历史上是太多太多,就是那些以暴力革命完成转型的国家,很多也在革命前就出现过一些具有超前性的理念进步。此外通过和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宪法比较,我们也不难发现它和其极端化时代相比,在观念上已经有很大进步,甚至可以说已经向普世价值投降。刘晓波肯定这一点,恰恰是具有历史眼光的表现,因为“人权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充分表明连当局也明白其专制制度已经日落西山应该结束了——只要国家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哪还来一党专政的立足之地?
   
   所以,我认为我的战友査建国的说法是对的:“刘晓波书生气可能大于政治家素养。但刘晓波自由民主理念是坚定的,追求中国民主转型是贯之始终的,坚守国内是做了大量的、有影响的工作的,不惧强暴终被重刑其勇气是常人不及的,获诺和平奖是名至实归的。刘晓波是中国民运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异议人士郑酋午的说法也很不错:“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这叫言论自由。至于刘晓波,因为他已在狱中,所以最好不要批评他。民主派应该有一面旗帜,既然时世已赋予刘,我们就接受下来,尽管我们一下接受有困难。虽然刘有很多观点不对,但我们是有脑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对的。不管有没有敌人,不管用不用暴力 ,要民主化首先要有力量,团结才会有力量。”
   
   的确,团结才有力量,中国的理性反对派必须团结起来。1993年,我发起的《和平宪章》运动的方针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我认为,2008年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的方针同样如此,我相信,这一方针在今天已经能够获得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认同,在我看来,它对执政党来说也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因为从理性角度说,这是今日中国唯一的选择。由于刘晓波已经获得若贝尔和平奖,也就把宪章和和平进一步联系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战友们跟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团结起来,一起来高举《零八宪章》的旗帜,或者说认同刘晓波为理性反对派的旗帜,应该说是符合中国民主事业需要、符合中国社会进步需要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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