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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的“平叛扩大化”

   藏区的“平叛扩大化”
   
   作者﹕李江琳
   
   


   
    “扩大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代中国历史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却依然议论得十分糊涂的事件。当文革后渐渐允许议论这一运动的时候,当事人大多还活着,史实并不复杂。不少文件逐渐解密,当事人在境内外发表了大量回忆和口述。即使是按照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数字,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数也高达五十万,这些人后来统统“改正”了,也就是说,官方正式认定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有五个人是例外,十万分之一。这五个人不予“改正”,为的是要用来证明,当年打右派也有打对了的。既然有打对的,那么反右运动本身就不能说错。于是,1957年反右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不知道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西南西北,以藏区为主的地区,发生了一场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扩大化”,那就是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的“平叛扩大化”。
   
   
   
   
   1955年和1956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
   
   
   
   
   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发生了针对藏人农牧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更在每次作战后由上级下令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导致很多地方藏人部落男性青壮年骤降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1958 年4 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这一招叫做“防叛”。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21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俘虏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8.6%关进监狱。
   
   就像1957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青海省要州里抓2000到2500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22780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1958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藏人总人口的10%左右。这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已经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10% 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于监禁,再也没有回来。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
   
   
   
   
   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藏人必须依赖其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群落和寺庙体系,才能够互相帮助,抵御灾荒。那里和汉地不同,城镇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可乞讨要饭。“平叛”战争和滥捕滥抓,使得藏人家庭和部落在后期的大饥荒期间失去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量人口死于大饥荒。1959年5月青海省海南平叛指挥部的报告中说,“双龙沟拉毛德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按:1958年11月)至1959年初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
   
   
   
   
   
   
   
   用“扩大化”掩饰合法性
   
   1981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向邓小平上书,要求解决青海省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后,五省区开始组织专案组,开启旧档案,重审1956-1962年战争中捕办者的案件,对“错捕错判”者“平反、改正”。“捕办”包括逮捕、判刑、拘留、集训、劳教等; “改正”包括宣告无罪、 改判、减刑。根据地方志中的资料统计,“平反改正”比例最低为四川甘孜,为35%;最高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这两个地区的“叛乱”案是当地干部人为制造的,共导致1297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两个案件后来均被宣布为“冤案”,涉案人员全部平反,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平反率”为100%。
   
   
   
   
   青海玉树、果洛、黄南这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州,“平反”率分别为98.52%、83.6%、71.64%;海北州为76.72%。甘南的平反率达98.5%。西藏自治区相关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藏区总的“平改”数据,也无法得知被捕办藏人在狱中死亡的总数,能够确定的只有青海,该省捕办人数中的44%死在监狱中。甘肃省委承认有大量被捕人员死在狱中,但未透露数据。
   
   
   
   
   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该省共捕办52922人,其中44556被“错捕错判”,占被捕人数84%。狱中有23260人死亡,另有173人被“错杀”,死亡率高达52.6%,其中3300人死在“集训班”。
   
   
   
   
   八十年代对“平叛扩大化”的纠正,很快就走向终结。“扩大化”的情节过于骇人听闻,连参与处理的干部也震惊万分。当年参与镇压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则向中央表示强烈抗拒对“平叛”的重新定性。于是,档案被重新封存,再也难以为外界了解。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亦未向藏民族道歉。
   
   
   
   
   在中共看来,“平叛扩大化”就像“反右扩大化”一样,错的都只是“扩大”了的那部分而已,“平叛”和“反右”本身,是当年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死也不肯认错的,因为这牵涉到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牵涉到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动向》2012年3月号,总第319期
(2012/03/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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