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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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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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

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仁本主义宣言

   前言思想启蒙、政治共识很重要,但仍属于第二层面的东西。道德启蒙、文化共识更重要。这才是更基础更原则第一位的。不同的思想政治路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这里的文化,涵盖哲学、信仰、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等等概念。

   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政治共识也很难构建起来。即使勉强形成某种政治共识,也是低层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经不起考验。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立场是最根本的“道”。

   缺乏主导精神和共通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无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会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许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识,乃是最佳选择。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形形色色的“主义”不难与儒家在道德层面取得共识,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则可以为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主义”提供言说自由。

   文化共识更重要,意味着文化启蒙、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就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政治观,就难以建设良制良法。易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五四以来,思想文化不可谓不多元,民主启蒙不可谓不广泛,结果是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百年沧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岁在壬辰时逢龙年,除旧布新此其时矣。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了解历史真相、文明真谛和儒家真面目,为了早日重树儒家文化为主体,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特提出儒文化基本共识如下,供儒门同道和各界人士参考。

   我们的中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史,中西都一样,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会一团漆黑。中国几千年来,凡是礼崩乐坏与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黑暗也占上风;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这已成为历史规律。

   儒家以文明为区分华夷的最高标准。根据春秋笔法,“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意谓只要夷狄文明化、儒家化了,就是中华;汉族政权若野蛮化邪教化,就是夷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

   今人多不读、不熟历史,受小说戏说的影响,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王朝都腐败透顶。其实,儒式王朝的官员多从儒生中选拔,文化底蕴较厚,人格相对健全,加上监管颇严,清廉为主流。王朝末期,腐败现象会多起来,但儒式王朝无论怎么腐败糜烂,都有限度,且不乏清正健康者奋起力挽狂澜。

   现代西方官员清正廉洁,是受到制度法律的刚性制约,非清正不可,不廉洁不行。但对古代儒官来说,道德的制约力量比制度法律要大得多。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官员普遍廉洁清正。最典型的是宋朝,宰相中除了秦桧韩侂胄等极个别,无不廉洁,而这两位宰相如放到今天,完全可以作为清廉模范推出来了。绝大部分高官大吏也一样。宋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君臣的仁厚和官员的洁身自爱。

    “臣杀其君,子杀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自清朝始,病根子则在元明时已扎下。宋后,蒙元和清朝是异族政权,虽然有所文明化中国化,仍将部落利益凌驾国家利益之上;明朱元璋太没文化,删孟事件对儒家伤害极大,贻害流弊深远。故有“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之说。

   或说宋朝是最无能的王朝。太不了解宋朝了。当时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和经济实力皆远远领先世界。由于政策重文轻武,宋朝军事较弱,但弱中有强,人心特强。蒙古铁骑所向无敌,踏遍大半个地球,大小国家如汤泼雪一触即溃。唯我大宋,抗战期长达大半个世纪,仅襄阳一城就顽抗十年。最后崖山一战,君臣军民二十多万共同赴死!

   当然,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是就最高标准而言。实则明清和民国都可算及格的中国。明清君主专制强化,偏离儒家渐重:明是严重异化儒家,清是太重部族利益,相比宋朝都大踏步倒退,但仍各有其优。明制度在当时世界仍属先进而儒家集团操守相当优秀。有几任皇帝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央地方很多官位得不到及时“补给”,社会仍相当正常稳定。

   清朝儒家扭曲更严重,制度方面比明更差劲,而西方摆脱神权压制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加速发展,更衬托了清的落后,慈禧又狠狠扯了一把后腿。但就是这种情况下,仍出现了追求进步的洋务派和致力改良的康谭集团光绪帝。可惜天不佑中华,儒家集团改良立宪以失败告终。

   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外王的辉煌,汉朝的制度法律建设,是在儒学特别是外王经典《春秋》指导下进行的,此后外王学一直郁而不彰,清晚期冒了个泡,推出了一批改良派。可见这个泡还是颇有效果。如果不是慈禧们的颟顸和作梗,历史掀开的或许是另外一页。

   我们的中华(二)受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很多人一讲到中华文明,便举出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文明主要在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这是儒家最擅长的。虽然实践脱节于理论,历代王朝毕竟受到儒文化的制约和导向,文明度相对较高,整体高于西方。

   华史确载的著名盛世有四:成康、文景、贞观、康乾。

   成康之治为正宗儒家盛世。周文王时就有“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之说,周朝成立,建礼乐制度,到成王康王时鼎盛,“四夷宾服,海内晏然,囹圄空虚,刑罚不用。”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四十多年没人犯法啊。

   尧舜禹汤部落联盟相当松散,相当于邦联制,西周各封建国与“中央”联系加强了,各种规章制度细密了,天子权威强化了,但也只相当于联邦制。当时物质及技术自然不如后世,制度亦不如现代西方健全,但论“精神文明”,仅成康间“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点,就是现在美国和西方望尘莫及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周的“乡举里选”周朝作为封建制,当然有“亲亲”和“世卿世禄”的阶级性,但底层人士亦有颇为公正的上升通道,大夫以下官职实行乡举里选制。被选举者可任官、颁爵、授禄,特优者为“贡士”荐给天子---这堪称古代的、中国特色的中基层选举。

   周朝八百年天下堪称奇迹,创造这一政治奇迹的正是王道。无论怎样礼崩乐坏,作为意识形态的道统始终在深处起着作用。道统,就是堯舜禹商湯周武相傳的心法,精一執中也,建中建極也,德也,仁也,敬也,誠也,即仁本主义也。王道,指道统与民意合法性皆备。

   秦汉以后,汉唐宋皆不够儒家,亦颇文明。西汉孝文孝景连续四十多年清静无为与民生息,税率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文景之时全国免税(田租),囹圄几空,称文景之治;唐朝太宗贞观年间二十多年清明安定,犯人寥寥,称贞观之治。康乾之治比之前盛世差远,但与民国以后相比仍不愧盛世。

   或说成康、文景、贞观都是无为之治。可以这么说,但要知道,那是儒式的“无为”。成康、文景、贞观之前,各种文物典章制度都已完善,在当时文明度盖世无双,大框架可以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们制度就以无为为高,致力于修养身心、弘扬道德、普及文化等“修为”。

   盛世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文明,也包括一定的物质文明,周朝对“百工”和物质的开发很重视,周礼中有《考工记》。文明的核心是道德,西周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典范。儒家就是孔子集三代文明、文化之大成。

   中国历史上物质经济之繁荣,就整体、全局而言也长冠全球。英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自公元元年直到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名列世界第一。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3%。(他将各国历史中记载的经济资料折算为当时的实际购买力PPP,以一种国际元为单位,再据此推算出GDP与人工GDP来,得出“中国的经济占世界GDP总量”。)

   顺便介绍一下,古代儒式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低税率。如汉朝惯例是三十税一,文景之时全国免税。刘秀在反抗王莽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时期曾十五税一,但战事尚未结束就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

   儒佛道作为中华文化三大统,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缔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辉煌。其中,佛道为辅,儒家为主。数千年来,任凭王朝盛衰兴亡,甚至夷狄入主中原,伦常之化廉耻之风毕竟长在,赖有道统维持。政治最黑,儒家学统不绝,文明之光不灭;政治最黑,社会仍有底线,良风良俗仍存。

   唯独经过五四非理性的“乱打”和文革毁灭性的践踏,中国的历史、文明和文化被全方位抹黑,蒙受奇冤,中华民族因此丧根失本、失魂落魄,饱受人祸。

   儒家与中华血肉交融不可分割。中华是儒家身,儒家是中华心,身心合一。儒家与中华一体两面,兴儒与兴华相辅相成。

   我们的主义儒家以仁为本,为诸德之冠。仁可以统率和涵盖所有道德元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仁既有形而上的超越性,又有形而下的内在性,贯彻一切现象之中。《易经》的乾元、《礼经》的太一、《大学》的至善、《中庸》的诚,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儒学典籍中的天道、天命等等概念,都与仁同义或者近义。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仁本主义,她有如下特征。

   在哲学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倡心物一元论。意识与物质都属于现象,统于一。一元者,乾元也。这才是人之本性、生命之本质、宇宙万物之本体。

   在体用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体用不二”的原则。“体用不二”是熊十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观念,强调“本体现象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动静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

   在自他问题上,仁本主义超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一方面“古之学者为己”,一方面“仁者爱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利己利他不二。因为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能,是本性的作用。

   在政治上,仁本主义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但反对将它们“主义”起来。仁本主义超越其它一切主义。仁爱有序而无限,由近及远,由人及物,亲亲仁民爱物。“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儒家仁爱在政治层面的展示,这一远大理想只有在儒家道统指引下才能实现。

   同时,也不完全认同人本主义(包括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涵盖而又超越她们。人本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着眼于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仁本主义强调道德良知的主体性,在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灵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的同时致力于追求内在意志道德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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