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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先生对中共三自教会豢养的文化特务张国堂的质疑

原题:毛泽东的‘民主’是什么玩意:请张国堂先生辩别


   
   “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不堪回首的日子

郭国汀按:近日张国堂先生反复提及:毛时代文革是民主,中共政权是合法政权,政府(为秩序)有权杀和平示威的民众,邓小平下令六四屠城无罪,胡锦涛屠杀藏民无罪。吾以为张先生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的错误错得实在太离谱!到底是因为无知,还是另有原因?!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此前,毛泽东对此批示“照办”。
   
   《指示》明确要求:要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同时,“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块,敌人震慑。”“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
   
   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全国迅速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行动,史称“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虽然中央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掌握生杀大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很多人被无辜杀害。
   
   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驳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身陷囹圄,其罪行在“一打三反”中迅速升级,最终于1970年3月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多月后,原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同样难以幸免于难。
   
   1955年,17岁的沈元以全国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秦汉史。因关注现实,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被开除学籍并发配到北京郊区背石头,修水库,进行为期三年的劳动改造,后被摘掉右派的帽子返城。因在多家学术刊物发表许多具有新思路的论文,被郭沫若誉为“神童”。之后被推荐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文革”中所长挨批斗他陪斗。因不堪凌辱便企图闯进外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捕入狱。两年后,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年仅32岁的沈元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结束后,沈元得以平反,宣告无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号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平反”难以平息母亲的悲愤,不知可否抚慰早逝的生灵?
   
   死刑判处权下放省市一级,各地掀起草菅人命狂潮。“一打三反”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生杀大权由最高法院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这样,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有些地方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1970年1月,贵州省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锦珍,因张贴了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而被警方拘留。2月25日,马锦珍被“借”到贵阳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到林彪!打到江青!”的口号,被当场击倒并遭正式“逮捕”。5月10日,在贵阳春雷广场20万人的公审大会上,马锦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时,因担心呼喊“反动口号”,她嘴里被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戴上一个口罩。宣判会结束后,她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枪毙,死时年仅30岁。
   
   除了单个批斗,把“现行反革命”集中起来批斗也是常有之举。1970年夏,南京市就枪决了两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后,24名犯人被分别押上12台卡车,开赴江东门刑场。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着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沿途被安排的群众竟有百万之多,被枪决的包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当权者主观臆断的随性而为,同样致使草菅人命。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当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农场历经几年的“劳动教养”回到静宁县工作。“文革”中,她发了些议论,如“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等,于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1970年4月,甘肃省革委会再次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于是,9天之后,有人发现她倒在了城外的一块麦田里。
   
   为刘少奇鸣不平的人也在打击范围之内。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巨大压力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说“砍头也只短五寸”。结果于1970年4月23日被枪决。
   
   在那个畸形的年代,一言不慎往往招来杀身之祸。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狭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听到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便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1970年6月被枪决。
   
   为防止呼喊“反动”口号,行刑前,“反革命分子”大多舌头被麻绳等勒住。“文革”中还有个惯例,被枪毙的“犯人”,不允许家属当场收尸,以便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血腥的杀人现场,接受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阶级教育,以达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目的。
   
   社会失控导致的目无法纪,令数以万计的人成为冤魂。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使得“文革”中“依法”被枪决的“反革命分子”激增。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记载:“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文革”中众多被随意、错误宣判死刑的人,不仅仅是个体的悲惨遭遇,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劫难,至今依然是国人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痛。很多生命,来不及申述便湮灭;很多青春,还没绽放便凋零。至于“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因死刑等非正常死亡,答案或许永远无人知晓。据《中国国情总揽》统计,仅1970年2月至11月短短10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名。
   
   1970年距今已经40多年了,人们在回想那一段血腥日子的时候,应当更多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不会让历史开倒车,才能告慰那些在天的冤魂。
   
   (数据和事例均来自《读者文摘》2011年第一期)
   
   
   
   
   
   
(2012/03/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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