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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转型建言之2 和平转型的体制内希望

和平转型建言之2
    和平转型的体制内希望
   
    秦永敏
   

   我们说和平转型的体制内希望,并非说和平转型的希望完全在体制之内,而是说,就和平转型而言,体制内也是有希望的,体制内的一些因素构成了和平转型的可能。
   
   质言之,体制内如果没有任何和平转型的因素,那中国也就没有和平转型可言了。正因为体制内存在这种因素,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和平转型才有可能。
   
   当然,体制内和平转型的因素有多少,能起多大作用,是主动力量还是被动力量,是另一回事,也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仅如此,还是会剧烈发展变化的。比方说在戈尔巴乔夫搞改革之前,谁会想到苏联体制内会有这样的和平转型因素?就是叶利钦,在任莫斯科书记之时,也没人梦想到他会是苏联体制内的和平转型因素吧!
   
   从具体个人成为体制内改革因素——也就是和平转型因素——来说,是不很容易预料的事。但是,从今日中国的政治局面来说,在体制内寻找和平转型因素,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个人,很多群体,很多战线,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都可以鲜明的表现出这一点来。
   
   最重要的是,甚至从当局基本指导思想的演进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方面的可能。
   
   所以本文就首先从当局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表明的和平转型迹象谈起,作为最高领袖“一元化领导下”的专制政权,这种指导思想就是他的基本统治方略。
   
    1 统治者基本指导思想和平演变的必然
   
   这里,我们采取论域方式分析来进行分析。
   
   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一直在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方向走。这种基本统治方略也就是四个字——全面专政。亦即对任何异己分子斩尽杀绝,根本没有任何表达不同意见的余地,它的逻辑很简单:“不是我的臣民,就是我的敌人,对敌人则必须消灭干净。”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没有任何中间地带。也即是它代表革命,任何不服从它意志的观念承载者都是必须消灭的反革命。
   
   邓小平时代,也就是1979年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到1997年他死去。“四项基本原则”和全面专政就不同了,他的逻辑是:“不反对我就可以了,反对我就是我的敌人,对敌人则必须投入牢房。”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统治和服从的二元对立,有了广大的中间地带。它是统治者,它的观念它坚持,但不强迫人们服从,人们只需服从它的统治,只有不服从统治的才会被它制裁。
   
   江泽民时代,也就是从1997年邓死后到2003年。江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这种统治逻辑是:“我代表你们全体民众的利益,对你们实行德治,所以你们不应该反对我。”其说辞虽然虚伪,却已经没有了毛邓的霸道。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恩主和乞丐的二元对立,不仅有了广大的中间地带,而且开始虚伪的讨好人民,虽然强奸民意,却根本不打算人民认可其虚伪说辞,当然,对不服从的公民它照样用国家机器制裁。
   
   胡锦涛时代,也就是2003年至今。胡作为一个弱势领导始终在江的阴影之下,所以他除了“坚持三个代表”外只搞了个与统治原则无关的“科学发展观”。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从思想角度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玄大论战”“科学战胜玄学”的历史性谬误的继续——一个社会只有工具理性而没有价值理性,就必定是一个“帅兽食人,人亦相食”的社会!就像二战中的德国日本一样。
   
   通观以上各个论域,无一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政治文明领域。所以,仅以以上中共四代人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和平演变,却依然和和平转型毫不相关。
   
   但是,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还是把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和平转型联系了起来,——把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纳入了现代政治文明论域。
   
   2 吴邦国从反面证明了中共必须搞宪政民主制才有活路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最先进入一个领域的人,往往是提出了正确的命题,却作出了错误的回答,尽管如此,当事人还是功莫大焉,因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在中共第四代统治班子将要离任前两年,它通过老二吴邦国提出了新的一套东西,那就是“五不搞”。  
   在2011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在报告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意义”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些陈词滥调只是把中共历史上基本指导思想的演化过程复述了一遍,完全无视其自打耳光自相矛盾的事实,例如以埋葬资本主义建党,却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例如毛泽东思想是坚决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则全靠复辟资本主义才挽救了中共统治,例如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如果继续确立他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建立。
   但是,吴邦国在这篇讲话的后面却有一个石破天惊之语!
   吴邦国在报告中申明:“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这种统治逻辑是:“人民要搞什么我不管,我要搞什么就搞什么,因为我掌握着国家机器。”显然,和江泽民比,连虚伪的外套也没有了,完全是一副无赖嘴脸。
   
   这种逻辑的论域表达方式是无赖和大众的二元对立,已经不是强权统治的独断,仅仅和古代内侍太监偶然走运被国柄砸到头上后就抱住不放一样,不过是不愿物归原主的赖皮,当然,对不服从的公民它也照样用国家机器制裁。
   
   要知道,至此,中共四代的基本指导思想的演进,基本上重演了商汤“|代夏作民主”以来的中国政治历史,或者说从绝对君主制演进到了末世专制制,从完全彻底的暴君统治演进到了相对专制制,在这种情况下,到第五代还能拿出什么基本指导思想来 ? 以无赖的态度拒绝“五搞”还可能长久坚持吗?
   
   在这里,我们应该用更深刻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就会明白吴邦国的这种说法对中共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而论,是和平演变到达临界点的表现——究其论域,其实已经因此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他所谓的“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必须一一分析。
   
   “不搞私有化”显然是一派胡言,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化经济,至于是否成熟,是否正常,那是另一回事,已经搞了32年,却说“不搞”,这当然是张着眼睛说瞎话。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也是胡说,如果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改革开放,如果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毛泽东那一套就不必提,虽然这种多元化不是我们需要的多元化,但它毕竟也是一种多元化,而任何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最终都必然把中共的一元化统治撕得粉碎——眼下“乌有之乡”和《炎黄春秋》以及《环球时报》中间的“三国演义”就是一个明证。
   
   这里,重要的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对之当作何解?
   
   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这三者其实只需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宪政民主制。
   
   今日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要不要搞宪政民主制。这一点一直被民间反复提出,中共最高层则长期装聋作哑,现在吴邦国虽然是从反面提出了,还是表明中共终于不能不正视它了!所以,可以说,由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其实就是“五要搞”的前奏,姑且不说,私有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已经搞了。吴邦国作为中共第四代统治者的主要成员之一,已经不能不面对搞不搞宪政民主制的问题,可想而知,第五代面临的更将是什么局面!
   
   须知,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已经不是少数志士仁人的议论,而是历史的必然,无论中国由谁来统治,无论中共推出什么人来接班,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他们都必须搞,否则就只会被历史无情的抛弃。
   
   
   
   3 许多中共官方学者的态度
    由于历史的看,搞不搞宪政民主制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尽管当局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实施民主政治改革的迹象,但是在官方知识分子圈内,一直在进行有关民主的激烈公共讨论。下面,仅挂一漏万的谈谈。
   200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了颇受争议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在其中描述了民主体制的一些优势,但同时也强调,中国不能拷贝外国政治模式。
   2010年12月,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赖海榕撰写了文章《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权》,表达了中国价值体系和自由民主可以统一的观点,比如台湾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篇反映其个人观点的文章没有以中文发表,而是在国外刊登的,但是它毕竟出自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笔下。
   2011-9-22沈宝祥教授在《理论视野》发表文章说:《惟有民主才是化解“四个危险”的根本之策——重温“窑洞对”》,对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所言“四个危险、四个考验”的警世之言如何解决,沈教授认为,其根本之策就是“窑洞对”——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和黄炎培的对话。
   对所谓“窑洞对”,我们不妨细看一下。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沈教授得出结论:……开展民主政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坚持走民主新路,是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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