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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二(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

1944年9月
   
    
   
   1944年9月1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卢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1944年9月3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1919年去法国。1923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1941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1944年9月4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1944年9月6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侮唇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1944年9月7日
   
   大批日军正向贵阳推进。康生说这不过是几个师、几个独立团和独立旅。
   
   中共中央主席对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态度,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虽然他说过一些话,但那都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无关。他采取了几种不同的方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拒绝谈判,借口防止分裂,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这一政策为日本人打胜仗开了方便之门,但毛泽东并不放弃这一政策,他把国民党的失败看作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分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
   
   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同时,他正设法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使他的战术神圣化,其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民族阵线的宿敌在理论上的投机,是对蒋介石和联合抗日行动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产物,这种敌意早在1938年—1940年毛同王明的冲突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但是,他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事实上,他违抗共产国际的策略,密谋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全国抗日力量的分裂应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国民党右派的最反动的分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策使日军更易选择其进攻方向。日军一直不断地采取攻势,而同时,他们从中共军队的消极战术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中央政府军事当局在黄山(Huang-Shan)召开会议。中国的盟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领导人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朱德和周恩来立即要巴雷特上校作出解释。
   
   军事观察组的头头没有否认来自黄山的新闻报导。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1941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1940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中央政府军同第四军的冲突大伤了第四军的元气,因而抗日活动大大减弱了。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观点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而且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已对其中一些观点作过阐述。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1944年9月10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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