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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71、七七卢沟桥事变

《民族英雄蒋介石》71、七七卢沟桥事变

   

   郭国汀

   

   

   自1932年始蒋介石国民政府即一直努力试图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入侵,但不成功。直至1935年共产国际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才渐渐成功。1936年12月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诚绑架,毛共极力想促张学良杀掉蒋,但斯大林确保其获释,因为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团结各派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领袖。[1]

   

   1936年初夏,广西系将军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为名,再次发起反中央政府运动,他们与腐败迷信的广东军阀陈济堂联手,加上蔡延锴将军,组成抗日救国军于1936年6月1日进军湖南。蒋介石采取贿赂手段收买广东军阀,戴笠派一歌女勾引广东空军司令,承诺每架飞机反正者予重奖;后广东军阀决定洗钱走人了事。蒋介石对广西实行经济封锁,迫使广西叛将放弃叛乱,接受政府定期提供经济资助(每月200万元军饷),白崇禧被任命为国军付总参谋长。[2]

   

   平息广西系叛乱后,蒋介石转而对付共产党,蒋介石想先解决内乱再抗外敌。为达此目的,他时常依赖军事手段,但他亦通过莫斯科的中国人和上海中共地下党,他指令陈立夫和陈果夫与中共谈判。1936年2月共产党两名谈判人员赴延安汇报,南京的底线是红军应在政府控制下,毛否决之。毛知道抗日理由是共产党唯一能利用的,但若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国民党则并非其目标,毛也不想助其旧政敌苏联派(即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

   

   1936年初毛共假抗日之名,行打通经蒙古至苏联通道之实的攻击失败后,莫斯科派了一个特使到延安指示中共接受南京的条件。起草抗日救国协议。“抗日反蒋”的口号变成“逼蒋抗日”。蒋提议红军限于30000人,所有资深干部和官员先出国半年,然后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于是谈判告吹。[4]因国军不断增兵帮助他打红军,阎锡山担心蒋政府渗透山西,故以抗日救国的名义与中共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夜,一名日军士兵失踪,对此有多种说法:在没有月亮的黑夜因小便;因掉入一水沟里;因溜走泡妓女而迷路等。法朗克教授认为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起因是当晚日军夜间演习,听到无法解释的枪声,发现一名士兵失踪(当夜失踪士兵回到兵营)。日军认为枪声发自附近的一个中国城镇,次日,日军要求进城搜查遇驻军第219团第三营遭拒绝,日军即进攻;宋哲元将军的第29军奋起抵抗,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冯治安请示,冯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国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但战事在随后三周相对克制,因宋哲元将军试图寻求地方协议解决争议,此前1933年,1935年和1936年已发生多次冲突,均以地方协议方式解决。但这次蒋介石和日本新首相皆不让步,日军于8月攻占北京和天津。但蒋介石要求的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强国在11月布鲁塞尔开会后,拒绝对日本作出任何急烈反应。[5]

   

   日军以该士兵临时失踪事件系反日行为为借口,要求追究中方非法开枪问题被拒。[6]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抗战委员会作出抗战的最后决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和34名高级军官出席会议;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南京商谈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组事。[7]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爱德华认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谁的错可能永远无法确认。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场事先计划的行动。[8]日本希望推迟中国的战争,以备在反苏联及英国和美国的战争所需的现代化和武器现代化”。应关东军司令的建议,日本政府于7月11日增派了五个师到中国,同时宋哲元将军与日方司令签署一项协议,本已解决该纠纷。[9]

   

   蒋介石决定利用该事件,激发强烈的抗日行动,他下令增派四个师至保定,指示宋哲元采取强硬立场。7月15日,日本政府予宋哲元将军72小时期限接受7月11日双方签署的协议。蒋介石坚持由中央政府协议解决,并发表公开演讲,宣布中国领土不容日本再染指。而日本政府未将蒋介石这次严肃的讲话当真。于是宛平战斗扩大,关东军入关进入河北,8月7日日本内阁宣布中国北方五省自治。

   

   关东军从山海关开入天津,其他日本军团通过古北口开进北平。国军第29军的“大刀敢死队”被日军机枪屠杀殆尽,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在通州由于误传国军打了胜战,1937年7月29日国军守军杀了城内所有的日本居民。次日,关东军攻占通州,屠尽城内中国人以示报复。国军第29军撤至天津,但被日机轰炸;7月31日,日军进占北平。作为国家的像征,此时蒋介石任命令广西白崇禧将军为国军参谋长,“但他却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因为蒋介石从不信任他。蒋时常越过他怀疑的将军,直接向其下级下命令”

   [10],爱德华教授如是说,8月1日蒋任命阎锡山任山西抗日总司令。

   

   蒋介石为准备抗战与德国订立了一亿美元军火进口合同,以中国的矿产资源偿还。更多的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蒋先聘请意大利空军,后聘美国陈纳德的空军,苏军空军亦在1939年11月以前曾援助中国。蒋介石送他的养子纬国到美国留学军事,然后加盟Wehrmacht,纬国是蒋的结拜兄弟戴季陶与一个日本女人所生[11]。德军首席顾问是Van Seeckt,后由亚历山大(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继任。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战略计划,建议将军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四川省作为最后的防御基地。[12]

   

   西安事变后,红军三万人改编成八路军,另12000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到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发展成92000人,次年又翻番。蒋介石号称有200万可投入战斗的军队,但中央军司令官缺乏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军官中有一半是文盲,地方部队实质仍控制在为地方目的的大小军阀手中。

   

   国军人数虽众素质及装备却远远不足。德军事顾问承认“中国军队以其现状不适宜面对一场现代化战争”。南京纸面上有200万军队,但许多部队缺员,一半军官是文盲;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迈克(Michael

   Gibson)向南京政府报告称:国军165个师中仅79个师勉强合格,17个师有良好的战斗力。其余86个师是不正规或属军阀的部队。另一位中日战争专家Chi His Sheng认为国军仅31个师听从蒋介石指挥。许多中国军队严重缺乏战斗力,极缺重型武器和空军,尽管有所有武器进口合同,甚至精锐部队也严重缺乏大炮坦克飞机等重型武器。[13]

   

   日军在中国有17个师,人员经良好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优良,有重炮与空军配合。蒋介石拟用三个师(每师14000人)对付一个日本师。

   

   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认为除了要求坚强的道德意志抵抗外敌之外,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他承认中国军队不适合面对现代战争。但在会见Donald时他说:“如果日本人侵略中国,将面临失败。”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天皇支持开战,并下令向中国增兵五个师,7月26日,日本下最后通牒令中国军队留守北京的两个师必须于次日午时撤出。

   

   抗日战争到底多少中国人死亡恐怕永远也无法弄清,大约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蒋介石1947年在一次演讲中提及1000万牺牲;国民党官方称军民伤亡1165万人,其中军人伤亡330万,平民840万,不包括因疾病,饥荒和强制劳动而死亡者;蒋纬国说军民死伤2300万;国民党官方历史统计对日大型会战23场,打了1117场主要战役和38931场小型战斗。这一数据不包括共产党的抗日战斗。[14]

   

   1939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重庆政府仅发动过一次反击日军的重大战役,1939年至1940年冬;虽然中国人赢了一些小型胜利,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军官得出结论,认为对中方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因此中国未再发动进攻。[15]据官方登记共计1400万人入伍,许多人在入伍途中死亡,更多人逃亡,中国战场死亡人数超过300万,一旦入伍后,官方不允许离开部队,在军方严酷的条件下,开小差和死亡在1937-1945年期间,与入伍人数之差超过300万。[16]

   

   [1]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university of SouthCarolina Press, 1970)p.172-175.

   

   [2]Wakemen, Jr. Frederic, Spymaster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p.232.

   

   [3]Thomson Jame, Communist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a, 1935-1936, Paperon China, Vol.II. (December 1977)p.138-42.

   

   [4]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utledge2003) p.163.

   

   [5]Wolfgang Franke, A Century

   of ChineseRevolution 1851-1949(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0)P179

   

   [6]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4

   

   [7]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5

   

   [8]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0 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中国明朝初期:政治历史》,《中国战争方法》,《剑桥中国历史》第七卷。

   

   [9]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1

   

   [10]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1901-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13

   

   [11]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65

   

   [12]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utledge2003) p.151-163.

   

   [13]Gibson, Micheal, Chiang Kai-Shek’s Army (1924-1938)(dissertation 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p.362-363. Chapter I.(War)p.43-39.

   

   [14]Jonathan Fenby,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 The Panguin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llen Lane,2008. P.278

   

   [15]Richard T.Phillips, China since 1911,MacMillan Press.Ltd.1996 p.140

   

   [16]Richard T.Phillips, China since 1911,MacMillan Press.Ltd.1996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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