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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滔天罪孽》毛共文革罪孽深重

《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滔天罪孽》毛共文革罪孽深重

   郭国汀

   

   

   毛共文革罪孽深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乃是中共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起因乃是毛泽东为一已承传权力于至亲之私,同时掩耳盗铃般为已之极度无知狂妄所造深重罪孽涂脂抹粉,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包装,对中国人民犯下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1]。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反知识的传统。毛尤其典型。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非培养专家,应向所有贫下中农子弟开放。文革破四旧,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砸烂一切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造反派均自认为是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未受过民主或自由观念的影响。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至1979年期间,华国锋当政几乎未取得任何成就,未触动极权主义的任何东西。

   

   ·

   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法国学者Jean-Louis Margolin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40万人至100万之间”。[2](南郭注: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000人;703万人伤残;7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200万以上;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万以上)。[3]

   

   ·

   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三大块:一是迫害致死,约20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一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50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50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15-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10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22000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300万至1800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40万军人,知识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师,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名医学院教师,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0000人因文革致死。

   

   ·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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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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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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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初红卫兵打人事件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亦即“红色恐怖”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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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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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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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时说“要武嘛”。宋随即改名“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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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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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解释说:“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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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打死1772人;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62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

   

   ·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在‘红色恐怖’中仅北京一地就有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3,1772人被红卫兵酷刑欧打致死[4];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0000人因文革致死;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馀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1967年7月武汉有18万人捕,伤残或杀害,62人自杀[5];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1968年7月26日-8月6日,仅广西滨阳县即打死3681人;广西省在这场国家恐怖镇压下打死10万人以上。[6]全省十余个县至少3000人被活吃,挖肝,剖心,剜肉,割阴,烘烤下酒。批斗会上当场屠杀,众人一涌而上,人人身带匕首,小刀参与割肉。[7]内蒙古腾 海清将军迫害毛的异已最为卖力,他用大面积酷刑逼供。一名伊斯兰妇女被虐杀前,她的牙齿被用钳子拔掉,然后,她的鼻子,耳朵被扯掉;一名妇女被用木桩强奸后自杀;一名男子被用铁钉敲入头胪而亡;另一男子舌头被割断,然后眼睛被挖出;另一男子被用棍棒殴打阴部,后用炸药塞进鼻孔点燃引爆器。毛死后,调查披露 36万人受迫害,16222人被酷刑致死,该省受害者高达100万。[8]云南省在谭富仁将军把持下,140万人受迫害,17000人被殴打或酷刑致死或被逼迫自杀而亡。谭后来于1970年12月被暗杀。[9]毛完成了大清洗,但未停止屠杀,自开始清洗到他于1976年死亡,至少使300万人暴死,毛死后,中共承认一亿人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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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評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獄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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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325人,22户被杀绝,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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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西宁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事件。首创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安微省军区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计13个连军人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是文革中军人杀人第一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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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据1984年5月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20000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9093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因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12]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一中校长)和哥哥一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月8日“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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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5月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1967年8月至10月间,既非1968年也非5月间。[13]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你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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