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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论坛的发言/章立凡

   
   
   要点: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章立凡:马晓力,你的发言,我特有感慨!回想起22年前,我们在统战部座谈,讨论多党合作制度,当时我有一个发言,认为多党合作没有什么前途,只有多党竞争才有前途。我举的例子是:共产党在野时是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旦获得政权以后,其活力逐渐丧失,是因为不再有竞争。


    学潮期间,统战部邀请参加调停,我都积极参与;戒严前夕,我曾给陶斯亮打过一个电话,问能不能有老同志出来说话,救救这个党?她的回答令我很无奈:“老同志们的想法都和你相反”,事件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我也就明白了。到戒严那天就更明白了,老人和年轻人,是同一种体制教育的产物,具有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思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吃这个亏,不懂得妥协,不懂得共存,只懂得“彼可取而代之”,只懂得“均贫富”。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上的仇富、民粹主义等等,还是这个心态。我很感慨的是,这22年的时间,把改革耽误了,我们已经从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了,现在还要面对这些问题。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中华民族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铁路上行驶,我们绕了一百年圈子,仍在追求宪政,最后还追尾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一百年前的老问题,可悲不可悲?我觉得很可悲!中国能不能有宪政,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还是要多参照一些失败的先例,中国历史上改革没有成功的,改革家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封闭的循环之中。
    清末的改革,戊戌变法由国事变成家务事,变成母子之争。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党派的利益与全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界限?我觉得要改革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徐景安刚才谈到他的方案,主张我们考虑清楚哪些是执政党不能接受的,哪些是它的底线。底线其实就是永远执政,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
    大清的宪政改革是失败的,国民党46年搞行宪国大的时候,也想改革,但是没有时间了,最后被共产党带领农民把他们赶走了。国民党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老蒋时代搞土地改革,小蒋时代又搞政治体制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蒋经国是个拥有资源的强人,这种人在历史上不是很容易碰到的,我们这个体制已经不太容易生出这样的强人了。蒋经国他也有这个见识,他经历过斯大林时代那一套,国民党的特务政治也搞过,最终认识到“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舍得”,就没有后来国民党通过选战,政权失而复得。一个政党的活力在于竞争,从竞争中胜出的才是强者。
    这六十多年就是从无竞争状态中走过来,现在的“顶层设计”不包括竞争机制。或许有党内的竞争,但是不可能有党与党之间的竞争,只能通过内生的党内民主等方式实现一些竞争,这样的竞争是否足以使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我是很怀疑的。
    当今已是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号令不出中南海,地方不对中央负责,部门不对全局负责,党员不对党的执政地位负责。这样的体制不改革,一味重金维稳,最终只会压垮自己。
    现在所面临的局面是,除了今天在座的各位在党的同志,已经很少有人为执政党的未来着想。不少党员都在谋私利,党垮台与否与己无关,捞够了钱,孩子家人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船。有的没准还在琢磨,手里的昧心账不好交代,一旦变天了,这烂账就抹了……。
    我感觉现在中国不危险,共产党真的很危险。我是一个不在党的人,只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观察目前共产党的处境。从情感上来讲,我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力政权突然崩溃后,变成一个失控的暴力世界,经济民生遭遇重大灾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场景。
    不久前与法学界朋友聚会,合影照片被人贴到微博上去了,于是有网友问:你们这些人在干吗呢?我的回答是一则寓言:“危楼上,江湖郎中数人夜酌,聊起一桩疑难杂症。体量虚胖,五脏溃烂,病入膏肓,中枢麻木。病家讳疾忌医,医家徒唤奈何。”个人点评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2011年12月3日)
(2012/02/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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