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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右派进行国家赔偿并道歉/朱忠康 叶孝刚


   
   目次:
   反右五十五年,应该给右派补赔钱啦!/朱忠康
   致人大委员长、委员与人大代表的信/朱忠康

   “反右斗争全错、非法、违宪”必须道歉赔偿/叶孝刚
   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发还拖欠“右派”的工资/叶孝刚
   
   
   
   反右五十五年,应该给右派补赔钱啦!/朱忠康
   
   一年一度的人大代表会议即将召开,我们——五十五年前都是互不相识,以个人意志和思想而独立生活的人,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整风号召,在各自单位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向各级领导和各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不料毛共违背诺言,反目成仇,把提意见者都视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敌人,并冠以右派名称,又以“牛鬼蛇神”百般侮辱之,再把我们打入地狱之中。于是我们这些人才有幸在地狱中相遇、相处、相识、相聚。可见,我们是被毛共划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派别集团,并被他们创造和强制戴上了一顶可怕的无形帽子的。当我们“荣获”毛共赐与的“桂冠”与“殊荣”之后,也让我们有幸结识了这么多的有才华的知识精英,成为中共念念不忘的一股势力。如今我们又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把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诉求汇集起来,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由国家来补赔我们二十多年的损失!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领导、邓小平主持组织的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它与中共官方公布的划右人数五十五万人偶合在一起,所以“五十五”数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讲,每逢“五”字都会庆祝一番,纪念一番的。
   五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几乎相当于人的一生生命,因为这正是人最年富力强的生命精华,而我们则是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葬送在专政的深渊之中了。三十多年前,当我们获得改正时,我们许多人早已含冤长眠地下,幸存下来的人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既未成家,更无立业,乞丐一身,光棍一人。
   而那些被毛泽东打倒的走资派们,在重新掌权之后,不但正名“平反”,工资全部补发,而且福利待遇高人一等,住房、汽车、老婆,还有那保姆、厨师、勤务员、司机更是一应俱全,样样都有。当他们获取既得利益时,却把我们这些在地狱中滚爬过来的人不予考虑了。
   三十多年前我们并没有计较,因为国家刚从文革浩劫中挣脱出来,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还在于我们对人对事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因为我们刚从铁桶似的封闭环境中逃脱出来,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
   所以在三十多年前,当我们被改正时,还在老老实实地服从着党的安排,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人群。而走资派们获权之后,依然遵循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一套,这些走资派很快被演变成掌握大权的元老派,及至后来他们的子女都变成了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
   所有的这一切,当时我们并不计较,并不眼红。我们也没有把这些灾难的制造者进行过报复,我们都原谅了他们。
   可见我们这些改正右派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视野是多么远大,我们的精神是多么的崇高,我们可以把个人的恩怨置之脑后,可以把所有的冤屈吞入肚内,我们把这一切都归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之罪之错。
   但是我们的忍让,我们的含冤,我们的退一步的想法却招致相反的结果。中共不但把我们当作改正右派(总算在“右派”名称上冠上一个“改正”二字)而且是当作异见者,当作不安定因素对待,仍然把我们当作打击迫害监控对象,事事处处对我们处于高度戒备和防范之中。
   经过十多年之后,我们才明白,那个曾把我们解放出来并被尊称为救命恩人的邓小平,却原来是镇压右派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时就担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领导职务,在他的手中沾满了许许多多无辜者的鲜血。于是我们也才明白,在同时落实政策时,他把我们与走资派区别对待,还一再发出“反右没错,只不过是扩大化罢了”的谬论。在邓小平为首的这伙以党权和私利为目的的腐朽元老派坚持下,才使得右派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们仍然在开展着阶级斗争,仍然对改正右派另眼相看。
   于是我们这些改正右派在被专政二十多年,又继续被监控二十多年后才纷纷上书,要求国家赔礼道歉,要求国家补发和赔偿二十年的损失,包括工资损失和精神损失。我们是通过正当渠道,层层上书,向党中央和国家的有关部门进行申诉,要求对右派彻底平反。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唤醒当权者的良心,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子女用权力和非法手段攫取国家巨额财富,却对右派的要求不予理睬。相反在我们的身上甚至还在进行着剥夺和克扣;他们依然对我们百般限制,层层设卡,处处防范;仍然把改正右派当作反面教员,用便衣特务对幸存下来的右派实施全面监控。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大声疾呼: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应该给右派问题作全面的解决和补赔了。
   如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钱已经多得不但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还向世界各国到处抛撒的地步。它花上万亿的钱购买美国的国债,以救世主的面目对处于困难国家免债、贷款,一次就可以上百亿上千亿的施舍。它的成群结队前腐后继贪官们,早已变成一贪就是过亿,一贪就是带着钱和家属逃向国外的暴贪分子。它的太子党和权贵二代们可以聚敛惊人财富,享尽人间富贵,过着奢侈糜烂生活。
   所以在事隔三十多年后,当国家财富已经积累到如此程度之际,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国家补赔给我们的损失。这些补赔对于国家来说只不过从身上拔下一根毛而已,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它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却是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国家在尊重人权,意味着过去的右派重新获得了人格、人权和人的尊严。
   我们都是已七、八十岁的人了,经历过人生的苦风凄雨,倍尝人间的苦难岁月,我们的要求难道过分吗?当我们步入人生最后旅程时,钱对于我们并不重要了,但是赔付给我们的钱,这是讨回公道,赢得尊严的第一步。这些钱只不过是我们的后代来享受了,但是它却意味着我们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有权生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人,而不是被中共贴上标签的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
   在这两会召开期间,我要继续向人大委员长和各位代表们,提出我们的要求,反右运动已经五十五年了,应该给五十五万(官方数字)补发和赔偿二十年的损失了!
   这里附上曾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们所写的诉求信件,同时附上我八年前曾写给人大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的信,我知道这些信件可能连邮局的门都没有出,早已被中共特务没收。几年后我又通过组织把信给了本单位领导,请他们层层上转,但几年过去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当对我们置若罔闻时,国家的财富已经达到了堆积如山的程度了。
   请人大委员长和人大代表们,也该听听五十五年前这群人的心声了,也该落实这些人的政策了。想当初我们就像你们一样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民,难道在经过五十五年之后,仍然要让我们当个有引号的“人民”吗?难道还要让我们这些人继续背负着这沉重耻辱吗?要知道继续下去就是共产党的耻辱,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
   当你们即将完成本届委员长和代表的使命之前,请做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吧!把过去的沉冤洗刷干净,把共产党的耻辱、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洗一洗吧,别再给子孙后代留下耻辱了。
   我们请求你们!
   
    广东省韶关市广播电视大学退休教师 朱忠康2012-2-22
   
   
   
   致人大委员长、委员与人大代表的信
   
   人大委员长、委员和人大代表们:
   在你们努力下,十届人大通过了中国第四部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作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是中国以法治国、市场经济向国际化接轨迈出规范化的一步。要知道这两项规定,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西方国家早在两百多年前已对此作过规定: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尽管西方世界的人权和财权也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捍卫人权、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思想,却是深入人心的。
   反观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但谈不上人道、人权,甚至连拥有私人财产都成了罪恶的行为。数十年期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从未停止,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以阶级甚至以思想作为划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在那阶级斗争年代里,五类分子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钉在人生的耻辱柱上,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岐视和虐待,哪里有人权和财权。广大中国人,处于买生活用品都用票证的贫困生活线中,即便把个人的生产资料都交给了国家和集体所有,那微薄的生活资料,也是没有任何安全合法保障的。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之后,中国人活活地饿死了数千万,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不但不能保障人权,甚至连农民养家糊口的口粮——惟一的私有财产都被掠夺一空。当时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这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之年。
   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和文革运动,中国人哪里有人权尊严、财产的保护权。当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所谓人权、财权,也仅仅是停留在能吃饱肚子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线上。长期处于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习惯势力的中国人,在脑子里更没有人权和财权的概念和意识,而且党的“左”倾流毒绝不是一朝一夕能肃清的。因此今天把保护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和保障公民的人权列入宪法之中,有着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要落实这两条宪法,看起来也是任重道远。
   现在我有一个建议向委员长和各位委员陈述:
   我是一个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五十五万名之一的右派分子,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的调干学生,入学前是政府的国家干部。在整风运动中,仅向当时班上党支部书记提了意见,写了大字报,就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在校办工厂劳动期间,星期天外出返校后,被数十个不明身份的人包围,其中一个以我未曾请假为名扇我一记耳光,我拿起桌上的一只钟表往地下一摔,以发泄我的不满。这些陌生人立即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一路上高呼“右派行凶”口号,将我游街示众,然后把我送到了北京海淀区派出所和公安分局。我以为找到了讲理的地方,可是两个部门的警察连问都不问,就把我强行送进牢门。在牢房中我一天不吃他们从小洞口中送来的食物。第二天晚上,当学校系办公室女秘书来接我时,我与警察发生了争执,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者不关,而我挨打者被关了起来。我要讨个公道,讨个说法,必须要公正对待,还我名誉,才能踏出这公安局大门。”当警察来拉我出去时,我与他们发生了争执,非得要和他们弄清楚这件事不可。他们就用手铐将我反背铐住后,吊起来用刑,在我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之后,把我推进了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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