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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大外宣”的样本 ―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9月16日,以仲维光、还学文夫妇为首的8位旅德华人共同致信德国议会,要求调查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亲共倾向。他们提出“有中共党员身份的记者是否能遵从德国之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宗旨报导中国的问题”。
   
   紧接着也有德国知识人的团体致信德国议会,对德国之声提出批评。其中“联邦共和国作家圈”要求德国之声在报道中遵循普世价值,并表示,专制政权如共产中国都知道,它们自己的媒体失去了公信力,所以它们总是努力从国外输入相应的宣传;德国之声必须防止“再进口专制宣传”和“出卖中共的反对派”。对此中国《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刘华新”的报道“德作家联名要求议会审查‘极权国家’报道”加以扭曲。
   
   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文学和政治的平台是一个由近六十位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评论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组成的独立知识人组织。成员的共同点是反极权,认可“民主与人道象自由与责任一样不可分离。”请参考http://www.autorenkreis-bundesrepublik.de/
   
   10月9日,以黑伯勒和朱尔宁的丈夫迈耶尔(Thomas Meyer)为首的德国左派发表公开信为张丹红鸣不平。“刘华新”立即以“49位欧洲名人力挺张丹红,反对清洗德国之声中文组”为题从旁呼应。这49位签名者中自然少不了花久志和泽伦。德国媒体也作了报道,有的指出,签名者中《德国之声》中文网负责人朱尔宁的丈夫赫然在列。本来是绿色,但涉及大陆的报道多为紫色的德国《日报》(Tageszeitung)则透露此信的发起人是黑伯勒。
   
   德国之声的袒护及大陆媒体对张丹红的力挺,让德国各大媒体捕捉到了异常线索,他们陆续开始报道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其中《明镜》周刊网络版于9月19日发表题为“针对德国媒体的宣传――‘重现纳粹幽灵’”。《明镜》周刊网络版从此开始报道德国之声丹红门。除提到的这篇外,其网上档案馆显示还有三篇报道。
   
   笔者从2002年大陆回到德国后,就在与中共在德国的代言人唱对台戏,抵制他们的红色言论,这次从一开始笔者就致力于把华人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批评介绍给德国社会,并发表“听从呼唤的泽伦”等文章披露黑伯勒、泽伦等人与中共及其媒体的密切关系。德国红色代言人为了支持张丹红,也采取中共的手法,抹黑对手,颠倒是非,把张丹红打扮成受害者,好在我们也有发言权,所以,德国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是非。
   
   还学文于10月12日发表“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斥责他们“竟然堕落到中国政府与国安宣传机器如新华、凯风、亮剑网的地步,把法轮功当恶意标签贴,作栽赃、污蔑的手段,归顺到一个专制政权的旗下……”。
   以旅德华人月报《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为首的5位华人发表致德国议会的德文公开信,用事实驳斥黑伯勒等人善恶不辨,“不敢谴责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柏林日报》于10月21号发表报道“给宣传机器的火药”,介绍针锋相对的公开信比如“请向权力说真话”。 该报道写到,中共反对派对德国的汉学者说,“我们深感遗憾,你们没有秉承德国深厚的人文传统,也没有间接受到汉文化里志士仁人的熏染。”
   
   在拜特曼的大力偏袒下,张丹红于10月22日恢复采访工作。她立即采访有“亲共专家”之称的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上演“共产主义的中国起了支撑资本主义的西方的作用”的“二重唱”。对于张丹红的复出,北京视为对西方的政治胜利,对德国之声这篇报道不仅马上转载,还发表至少两篇宣传报道:“德国之声中文组华人记者张丹红恢复采访工作”(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24日)以及“德国华人记者张丹红复出始末,49位欧洲名人力挺”(国际在线,2008年10月29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阶段不显眼、却在第二阶段导致冯海音与张丹红去职的关键,即《法兰克福汇报》于11月3日发表的对流亡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的专访“德国之声意欲何为?” 这篇专访透露了两个要点:一、2005年德国之声曾邀请何清涟作该台的专栏作家,但后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干预下,由张丹红出面中断了与何清涟的合作;二、在“丹红门”事件发生后,中文组组长冯海音于10月7日出面邀约何清涟写稿,遭到拒绝。何清涟表示,她不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德国之声中文组的政治倾向被批评质疑之际,用自己的信誉为德国之声背书。 正是这篇报道引发后来冯海音与张丹红双双“翻船”。《法兰克福汇报》在9月26日至12月12日间共发表五篇就德国之声丹红门的报道。
   
   尽管张丹红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因亲共媚共引发了大规模声讨,连离休的中共高官胡绩伟、李锐和李普等都签署了“关于德国之声争议的68人领衔联署公开信”,但德国之声仍然拒不认错,甚至于12月1日专门在柏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内部审查的结果”,声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是“系统性地按北京政府的意志”制作的,因而外界指责是“毫无根据和无法接受的”。

   
   12月5日,《南德意志报》发表相关报道“一个迫害把戏”,透露台长拜特曼不愧学过毛语录,面对记者,倒打一钉耙 ,诋毁笔者,以掩盖“丹红门”。在这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他甚至宣称,把张丹红停职,是“我必须保护她,仅此而已。她仍在中文组工作,我绝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毫厘”。所以,当中共媒体欢呼“德国之声台长认定报道无可指责”时,批评方则一致断定拜特曼在“自造丑闻”。
   
   
   2、第二阶段:张丹红“公器私用”与拜特曼“丢卒保车”
   
   在拜特曼的袒护和中共势力的坚挺下,外界的批评之声没有促使张丹红与同事们反省与改正。张丹红虽没官复原职,但还是照旧主导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拜特曼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三天,张丹红居然得意忘形到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发表“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以报何清涟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的“一箭之仇”。
   
   这篇自我采访12月4日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站上发表之后,何清涟的回应是“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驳张丹红2008年12月4日发表于德国之声的采访”。
   
   笔者对比了张丹红的“自我采访”与何清涟的回应,认为这篇导致张丹红与冯海音“翻船”的“自我采访”充分证明,德国之声没有促使张丹红清除自己携带的“党文化”,相反还让张丹红的红色渗透中文节目。这里不谈这篇张丹红的红色术语比如 “彻底平反”与“文革”作风,只谈以下四个事实:
   1、张丹红没有遵守德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将报道准则弃置脑后。这个准则的第一条就是对事实的核查原则,要求在发表批评报道时,一定要对被批评者采访,以查核事实真相。
   2、张丹红与相关人员均“忘记”了任何媒体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不能公器私用,将自己供职的媒体用于宣泄私愤,攻击他人。
   上述两点,被何清涟指责为违背媒体业的基本道德,“公器私用”。她批评说:“德国之声中文组竟然违背了国际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只凭张丹红的一面之辞就不加核查地写出了采访”。
   3、张丹红作为当事人,在叙述与何清涟有关的事实,如邀请何清涟写专栏的文章类型是评论还是“分析文章”,何清涟被张丹红中止写作的原因,以及冯海音为解中文组之难,邀请何清涟重新为德国之声写评论等事实,一律根据自己的需要凭空捏造,好在何清涟保存了相关邮件,能用张丹红与冯海音等的邮件一一证伪。
   这一点,被何清涟指责为“德国之声中文组集体撒谎”。
   4、张丹红一方面否认德国之声受北京操控(这与拜特曼的言辞一致),一方面又在自我采访中承认,2006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钱晓芊在会见拜特曼及冯海音一行时,确曾对德国之声采访何清涟表示不满,但德国之声“拒绝”听从大陆官员的建议。
   
   对此,一位叫云儿的作者,将张文所述时间与德国之声有关何清涟的文章逐一对比,得出结论:“我网上查证的结果,离2006年11月最近的采访,就是2006年10月22日这篇‘清水衙门’的邱晓华缘何被查办?”这“正好佐证了何清涟以前的说法:那次中国官员对她的指责,针对的是她评论邱晓华案的采访”,而从这次会见以后,德国之声再没采访过何清涟。“有了以上资料,关于‘中国政府用邱晓华案来要求德国之声中止何清涟和德国之声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否存在过,读者应当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了。”
   
   中共当局的“大外宣”计划如果只在由它操控的海外中文媒体实行,不会有什么阻力,因为这类媒体的工作人员多奉行大陆那一套,但德国之声毕竟是德国的媒体,必须受德国的媒体准则与普世价值制约,中共那一套在德国吃不开,会遭到顽强抵制。《法兰克福汇报》于12月12日以“德国之声的自我采访” 为题加以报道。
   
   从中可知,张丹红的自我采访,在中文组受到阻拦,但得到了冯海音的支持。报道说,“这一行为象是投向电台领导的炸弹,被说成是滥用德国之声来搞报复”,这与何清涟对张丹红“公器私用”的指责不谋而合。该台节目主任格拉姆施(Christian Gramsch)在相关会议上表示,“这一行为的辐射大大超过了对德国之声的所有指责,严重伤害了电台的价值原则。谁要是不尊重电台价值体系,可以走。”

   
   钱跃君撰文表示:“何清涟的反驳文章一放到台长拜特曼桌上,拜特曼傻了。因为这次采访是出现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从德国之声法和劳工法角度与上述的‘张丹红事件’(指第一阶段)有本质区别。何况德国议会马上就要召开大规模的听证会,这不等于让拜特曼难堪?拜特曼再不采取人员措施,他自己的位置都难保。所以他赶在议会开会的前一天(12月17日),立即宣布解除冯海音的中文组组长职位。而且在议会讨论中明确表示,将会对中文组作一定的人员调整。”
   
   被德国之声中文网于2008年12月7日吹捧为“德国最大的华文报纸《华商报》的总编辑”徐徐,首次于12月18日以《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人露面,发表“德国之声中文组组长被撤职,张丹红事件骤然升级”。这既表明德国之声与中共媒体的紧密关系,又证明由于张丹红的自我采访,冯海音被撤职,“她(张丹红)再一次成为德国媒体的焦点人物。”
   
   此后,徐徐再为《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张丹红时,只能改用悲情陈述了,比如渲染张丹红是位“知性、清雅的母亲”,失业之后,有两个孩子要养,怎么办之类。但她隐瞒了一些重要事实,以致大陆读者在跟贴中表示困惑:“为什么事件加进了何清涟,事态就发生了急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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