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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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赵海通在家附近被武汉青山当局暴打一事和当局交涉的 情况通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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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敦促格尔木当局释放刘本琦的联名信(第773——955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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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潘露亲人的一封公开信
· 千年名校团委书记,春风得意中共党员 一朝自由思想即为“精神病”,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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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三)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

3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三)
   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国内还没有任何合法性,无论中国民主党、泛蓝联盟还是零八宪章等等,都处于不合法状态,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共太专制蛮横,把一切异议活动都毫不留情的压制下去了。但是,要说我们自己没有问题,不存在导致这种局面的毛病缺点,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海外民运就是我们国内的一面镜子。一个人所共知的实例是,九十年代海外两大团体合并,结果是并成了三个,为此中共某酋首闻讯大喜:“不成气候,不足为虑!”这对我们国内同人来说,真是一个最心痛最难受的消息!而我们自己呢,如果不引以为戒,能够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重任吗?

   对有反思能力的个人和团体来说,经验教训是最好的财富,由衷的希望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尤其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能因此自勉自戒好自为之!
   反省是自身进步的基本动力,缺乏反省能力,就不可能认识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问题,从而不知该如何改进,也就不可能不断的进步。虽然处于强力打压之下是我们无法集结的主因,我们也还是要多多作检讨,看存在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虽不存在,但也必须保持警惕。
   这里,我们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方面,哪一个人,而是针对四五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整体进行反思。
   在“全面专政”的残酷打压下,任何活动的进展和结果都不取决于反对派,只取决于统治者。因此“右派”运动就没有任何反思的余地,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
   没有组织的活动也不存在反思的余地,因为自发的事件没有预先盘算,没有安排、策划,不是人的理性企图主动控制的活动,没有既定目标和策略考量。比如四五运动就是如此,当然,据说邓小平是做了策划的,这样,对他来说倒是可以反思一下。从参与者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支配。虽说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开始从中共操纵的运动中分化出来。
   当然,以上两种运动,虽然不存在策略反思的问题,也还有历史反思的必要,但这是题外话。
   从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 民主墙运动
   民主墙运动是在闭关锁国30年、文化毁灭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老一代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被整死整趴下了,年轻人中的精英大部分进了大学,因为有书可读,多半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这场运动除极少数例外,其余几乎都是社会上顶多只有中小学文凭的人在搞,武汉民主墙运动是我发动的,我甚至只有小学文凭。与此同时,这场运动参与的人数总体来说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义主要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正式登场,领导者的能力素质相对很低,理想目标都很模糊,策略上也就相对缺乏系统考量。当然,全国各地的民主墙领袖都是高智商高能量高志气的中小学生,他们文凭不高是因为文革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所致,他们多半还因为上山下乡当知青一方面逃过了洗脑一方面有广泛的社会生活阅历,并且亲眼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悲惨,属于上亿同龄人(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尚怀有早年教育带来的理想主义豪情,因而这些本身就需要启蒙的年轻人,在刚走出文化灭绝时代的中国充当了启蒙宣传者,成立了大量学会,创办了大量刊物,开展了大量社会活动。他们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与此同时,他们中除极个别的选择了激进方式外,大部分还是希望以温和的态度在当局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持久的开展活动。除开1978年底到1979年三月因为有民主墙参与人数多一点外,此后在当局的打压下人数越来越少,开展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坚持到1981年四月份,终于被当局彻底扑灭。从参与者来说,能够总结的经验教训虽然不少,但用长沙二十中学的教务主任,民办文学刊物主编章顺寅(于凡)的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就是还是没有多少策略反省空间。
   不过,在此期间,中国反对运动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恐怕是找到了开展反对运动的基本方略:公开化、合法化、理性化。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有理由堂堂正正的行使法定权利,理直气壮的向当局要求民主,同时具体操作上根据现实可能性来进行。
   另一方面,回头看包括鄙人在内的民主墙运动领袖在今天的表现,情况也令人感叹。应该说这些人文凭虽不高,政治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取得了历史先机,这样,当年怀有理想主义豪情,没有奢望,只是凭着青春的激情和对全面专政的深恶痛绝而自愿做铺路石的当代中国民运先驱几乎个个都名满天下,也就人人想独占鳌头,在人家眼里我们都蜕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大家开始争名夺利,摆老资格,专门指责人家,成了一帮占有资源而不做实事的太上皇。至少我们得承认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能力,缺乏团队精神。其结果,是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做了最出色的演绎——一个人是一条龙,一群人是一条虫!看看当年从北京、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冲杀出来的一个个民运大佬,如今有几个还互相往来?更别说形成合力,一起搞政治团体、一起开展什么活动了。
   显然,民主墙人士虽然反对中共的一党独裁,只要可能,只要捞到机会,我们也个个都会搞自己的个人独裁,事实上,在我们搞起来的一个个组织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有几个不是本组织的独裁者?我们中一些人因独裁而被轰下台的事例也确实存在。
   所以,别相信个人!只有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不过,事物的另一面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民主团体的效率往往不如专断团体,这个题外话不用深说,值得指出的是,就像为了效率任何民主国家的军队同样是独断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专断也是需要的,问题是要同时运用好民主的公平正义和专断的效率功用。
   处理好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大环境既整个社会或者主流政党一定得民主,小环境中既各种特定团体中各种特定情况下不妨酌情而定,为了效率头头专断也是可以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正是如此。
   但是,就民主大业来说,就我们要从事的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来说,我们一定要把防范个人专权(集团专权)当做首务,否则民主运动是搞不好的,搞出结果来也可能还是让国家社会陷入新一轮专制循环。
   与此同时,加强个人自律,提高合作能力,以制度和规则减少和杜绝意气之争、权力之争、内讧内耗,应当是我们自身建设的基本考量。
   2 80年代的学潮
   20世纪80年代十年中,其前期由于中国还刚摆脱文化毁灭经济破产的文革,总体上当局尚颇有自信,其改革派还真心在探求出路,面对反对运动的崛起,打压中还多少讲点道理。这些年里,大学生们开始觉醒,83/86/89三波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规模越来越大,对全社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到89学运发生时,局面已经完全改观,从邓小平之子开始的大小官员通过巧取豪夺先富起来,使刚从“平均穷”时代摆脱出来、本来还对共产主义抱有真诚希望的民众怒不可遏,中共也因此成众矢之的。
   应当说,历史给了中国一个相当好的民主化机会,那么,为什么中国还是会失之交臂呢?这里客观原因也是有的,主要是这一次中国走到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头,因而由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反对派还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尚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只会情绪化的“反官倒”,却没有看到官倒后面的专制体制,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宪政民主的意义价值,也不懂得政治多元化对民主化的作用,总体上也就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蓝图和远景。
   说白了,89民运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组织来进行领导,也就没有成熟的纲领,更谈不上有成熟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一哄而起,弄得很热闹,规模很大,却没有有效的内部构架,没有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拿出合理可行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办法措施来。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来观察一下当年领导89学运的学生领袖,不难发现他们中各种人才都有,就是没有几个真懂政治的,王丹不过是当个教授,伍尔开西不过是做个市民,李路柴玲倒是发了财,却和民主运动完全无关。把那二十几个被通缉的89学生领袖挨个考察一下,他们今天有几个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素质?当年的学生领袖既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知识能力,也没有几个有政治家的品格和意志,指望这些人领导那样一场决定十几亿人命运的运动走向成功,是否有点过于滑稽?
   当然,政治家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如果89民运能够持续推进,他们这些人中肯定有人会成长为政治家,但是,只有顺境才能成长的政治家有可能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中承担历史重任吗?
   可想而知,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会“像灾难一样涌现”(普列汉若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此如果1989年就进入了民主时代的话,中国政治领域新人辈出是必然的,一些本来尚不出名的真正有政治才华的人比如刘贤斌、陈卫、赵常青、李海后来脱颖而出绝不奇怪!
   以此观之,我们要想推进民主事业,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要为民主时代到来开辟人才辈出的道路。
   就是说,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为尚籍籍无名的精英人物脱颖而出打下制度基础、规则基础,以中国传统的“绿林好汉先来者为王”是行不通的。
   这样,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就必须实行和以往中国的政治组织完全不同的规则、制度,坚决抛弃那种长期依靠名人效应维持的模式,其领导群体必须有充分的开放性,其任期不能太长(尤其是头一两任,如果不是因为竞选担任行政职务的需要不应连任,民主化初期,为防新的独裁行政职务也应尽可能禁止连任)。
   与此同时,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也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
   反思89民运,令人想起赤眉绿林起义之类规模虽大却无结果的历史事件,这类事件的教训不就在这里吗?
   3 98冲击党禁
   正因为一场成熟的民主运动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群体,必须有基本健全的组织架构,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有远景规划和实现远景规划的战略战术。所以在一党独裁国家,冲击党禁是必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样,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突兀而起一鸣惊人绝非偶然,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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