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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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事件的历史性意义

   乌坎事件的历史性意义
   
   
    一场村民维权抗争运动,把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南国渔村变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心,也变成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转折点,变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目前,乌坎事件以当局接受当地人民的三条基本要求告一段落。

    这三条基本要求是:1放人(被拘禁的三个村民代表张建城、庄烈宏等)、2归还先前猝死的村民薛锦波尸体、3承认临时理事会合法。
   
    12月22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村和民众交谈,一再表示将满足村民的要求。,广东省委还派出一个工作小组进驻乌坎村,根据村民诉求,协助处理后续土地、财务、村官违法违纪和村委换届等选举的问题,每一个专案小组都将公布连系电话,“随时倾听村民诉求”。
    随后,几千军警撤走,村民也撤出了路障,乌坎村的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连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都发表评论《“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这当然是对乌坎事件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这或许表明,广东当局和乌坎人民之间所达成的妥协是在最高当局的认可下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转向了事件后的乌坎——谈判结果是否能落实?该村取得的成果是否可以保留?
    事实是,目前在乌坎村,除了省工作组的几个人找村民调查外,村民们大都不太说话。问什么事都是尽可能的避而不谈,先后放回家的张建城和庄烈宏都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来的,政府还是把他们当作是犯罪嫌疑人,而且都是签了“保证书”才放,也就是,他们仍是有罪嫌疑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被带走,抗争了好几个月的村民怎么能不感到忧心重重,加上村里走来走去的省、市工作组人员及便衣公安,街上不断增加的《严厉打击无政府行为》、《打击黑恶势力》等口号标语等,总让人感到秋后算帐的时候要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乌坎事件?
    为此,有人在微博上写到:“没有选票,不要相信任何口号;没有监督,不要相信任何承诺;没有问责,不要相信任何宣传;没有人权,不要相信任何为民;没有民权,不要相信任何官员;没有自由,不要相信任何政权。”
    这种愤激之言很令人痛快,但是却未必解决问题,因为从一种情况向另一种情况过渡绝不是全和无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个过渡的。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很多事物具有多重意义价值作用功能,所以,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认真仔细的分析。
    在我看来,不论乌坎事件的结果究竟怎么样,不论当局怎么对乌坎村民秋后算账,它已经对中国政治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预示了各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变化正在必然的发生。
    首先,乌坎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从单纯的维护受损的物质利益向以用争取政治权利来维护物质利益方面转化。
    人所共知,政治就是治理天下之事,也就是决定“分饼”的事,因此,“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但是由于一个花甲以来的“特殊国情”,政治成了“君(党)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当局可以用各种搞运动的整人、抓人、杀人的方式“讲政治”,相反,民众一沾“政治”就被整被抓被杀,几十年来,不知多少平民百姓因此终生坎坷甚至死于非命。这样,在六四大屠杀和冲击党禁大抓捕之后重新复苏的社会运动中,政治诉求被迫大大淡化,专门要求物质利益和以维护权利本身为中心任务的诉求开始突出,当然,也正因此民众才在高压下争得了一线公共活动空间。但是,如果始终局限于维权,公民权利是永远也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充分的人权——权力至上的结果是必然肆意侵犯公民权利。这样,维权运动的发展必然要将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民主权利提上议事日程。
    乌坎事件也正应历史的召唤发生了,并且以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历史的转折点,它以村民排除官方指定的村政权、自发直选村官来作为维权的基础,并且坚决要求当局正式承认村民直选村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维权运动向政治运动转化的历史的诉求,就这样被乌坎村民的运动提出来了。顺变说一句,这种诉求也在其他地区以其他形式不断发生着,例如今年北京的访民就组织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人民代表参选团。但不管怎么说,真正取得民主组织形式、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的,还是非乌坎莫属!
    其次,乌坎事件表明中国今日的民主政治基础不成熟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是中国人不适应民主生活,或者说中国今天还不具备搞民主的条件,尽管台湾的民主已经相当成熟。其实,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实践中成长、成熟,“光说不练”是不可能学会的,不准说、不准练更加不可能。中国的问题,前三十年就是“不准说”,近三十来年则“光说不练”,这样,怎么可能使民主生活成长、成熟?仅仅是几个月里,乌坎村民争得了自由,就迅速完成了村级权力机构的民主建设,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民主政治基础条件的成熟吗?农民尚且如此,何况城市?何况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显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当局始终限制政治自由,不准人民依法开展民主选举,中国的民主政治基础就永远不会成熟。
    所以,我们说,乌坎事件表明,只要中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很快就可以建立和完善。
    第三,谁都明白,乌坎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全中国人民政治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全面觉醒的象征。
    今天,整个中国几十年来积累的矛盾正在走向全面爆发,尽管时间已经淡化了全面专政的前三十年的血腥,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新的矛盾冲突也已经使中国社会成了火药桶,任何一个细小的社会麻烦都可能演化成一场难以收拾的社会灾难,当局已经绝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其政策的选择余地已经越来越少,在时间上的回旋余地也同样如此。乌坎事件不在乌坎爆发也可能在其他地方爆发,不管乌坎事件怎么解决,同类的问题也还会不断产生,直到当局真正还政于民的那一天。
    所以,当局已经不能靠临时抱佛脚,必须认真思考历史的出路,把解决这些问题和国家、社会、人民以及执政党自己的前途以及中国的民主转型联系起来考虑。
    从以上三点考虑出发,我认为,即使当局冥顽不化,今天和乌坎的谈判结果只是权益之计,很快就会“反攻倒算”,“秋后算账”,也不会像从前那样走得太远。何况乌坎是全民起义,妇孺上阵,无论当局怎么防范,只要它做得太过分,很快就会面临新一波的村民起义,届时它如果采取更加强烈的镇压措施,不仅会在国际社会面前无法交代,而且在广东在全国引起的反弹也完全可能让它付出成十成百倍的代价。
    反过来说,当局在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的可能是存在的,问题只在程度如何。就是为了苟延残喘,它也必须采取怀柔政策,用历史上帝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也就是满足于你不给他添大麻烦,为此就必须继续允许民选村政权存在。就是另起炉灶,也不会不尽量注意一下乌坎的民意,而不是重建和以往无异的村政府。
    更重要的是,当局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都决定用十三年时间完成省级以下的地方自治,事到如今,中国再不由下至上的放开民主选举,由于政权缺乏民意而导致积重难返从而形成崩溃性局面是不可避免的,要这么做,当然首先就必须从村政权开始,从而给人民以希望,为历史打开一扇和平转型的大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表评论《“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说:“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乌坎转机”告诉我们,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张铁)
    这种说法虽然不失为开明,却显然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是就事论事,完全脱离了乌坎事件的本质诉求,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降低燃点”一语表明,当局根本无视社会需要在正义自由人权基础上达致“和谐”,只想不至于把社会弄得民怨沸腾。以这种反思水平制定政策,其结果怎么不可想而知?
    须知,至此民众的诉求已经不是一般的物质利益,而是政治权利,而是要求用民主来保障人权!当局如果继续以物质利益或其他一般的利益满足来糊弄人民,在这个时代恐怕只会糊弄到他们自己头上。
    所以,乌坎事件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是明了的,那就是只有争取到政治权利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权利,因此维权运动正在向政治运动转化,其次乌坎事件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基础是具备了的,问题只在于民众有无条件开展民主活动,第三乌坎事件象征着中国人民政治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成熟,全民“倒逼”政府还政于民的时代正在到来。
    反之,尽管当局因为乌坎事件而有所反省,但却只看到民众盯着蝇头微利,而看不到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正在大觉醒,如此一来,又怎么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这表明,当局的政治政策已经太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从长远说,其处境实在太不妙!
   (2012/01/01 发表)
   •
   联系方式: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17街坊30门4楼7号 邮编430080
    座机 国际86-27-86691216 国内02786691216 手机 13986183138
    电邮[email protected]
(2012/01/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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