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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三(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

1942年8月
   
    
   
   1942年8月2日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中共中央通过博古负责的电台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用密码。
   
   博古是能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谁的意见,要么就明说,要么只是笑笑,这种微笑比语言更能表达他的看法。
   
   晚饭时,我们有幸接待肖里来访。他饱餐过后透露最新消息:“你们的军队快要放弃库班地区,把它交给德国人了……”他的话充满了恶意。
   
   特区没有货币酬报制度,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和军人都配给制服和粮食。军队里每人配给一斤半小米,而在机关和教育部门则只有一斤三两。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年可以领取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夏装、一套冬衣。军队中配额稍高一些。
   
   按官方说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约16盎司油、1磅盐和2元边币的津贴。但这不过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他们每天吃的是两顿小米饭。肉食只供应高级干部和军官。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但是热带下雨想必就是这样的:浓云低垂,压住群山光秃秃的峰顶,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一声霹雳划破天空,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漫漫黄尘顿时化为一片泥潭。
   
   我们亏得有几匹很强壮的矮种马,驮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颠簸于陡峭的山路之间。我全身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说对了,德国人已侵入库班地区。
   
   第二战场还没有影子。像在中国这样,盟国只愿意参加空战,就让俄国人、中国人以及被占领国的游击队去流血吧!
   
   康生为了竭力加强他的地位,身边都用他的人。他的秘书肖里是反苏狂。他的副手李克农于1941年从国民党区来到这里,他曾是国民党的谍报和反谍报负责人。李克农无疑是苏联的死敌。
   
   特工部是彭真领导的。
   
   据尤任说,彭真在春天陪同刘少奇从新四军那里来到延安。刘少奇是新四军的政委。
   
   顺便提一句,李克农有心脏病,他去找奥尔洛夫看病。李克农这种人,首先监视奥尔洛夫,然后又要他治病!
   
   李克农这人很阴。他既粗暴又专横。他非常谨慎小心,不让别人看见谁去过他那里。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运往满洲,渡水工具正向滨海地区运送。
   
   日本军阀会见俄国反革命头目,公开讲到将来要发动反苏战争,建立一个缓冲国。
   
   日本电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广播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恶毒。
   
   据莫斯科报道,五、六月份发生日军和日机侵扰苏联边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纳粹就是这样挑起战争的!
   
   今年年初以来,中共一直在进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原来预期大会会早些召开,但是以新四军被击溃为借口而推迟了。
   
   一些来自遥远的解放区的代表已抵延安,还有更多代表陆续来到。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推迟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领导内部有斗争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冒风险到大会上作公开的讲话。
   
   整风运动似乎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有直接的关系。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同我们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当地生活的任何情况,不让我们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也不准参加文娱晚会。他们甚至企图隐瞒特区有莫斯科报纸一事。
   
   康生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彬彬有礼,经常许愿,但从不兑现。由于我是他的“老相识”,他见到我时满脸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发泄了一大通。早饭后我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他说:“大大小小,许多事实都说明,我们是生活在敌人中间!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妈的,在这里是容易发脾气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来了。康生对从苏联回来的人说:“别老想着你们在苏联工作过!这里是中国,做工作得有中国风格!记住,你们在苏联是学坏了,并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们跟苏联人随便往来!”肖里对我们这儿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难以形容。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在康生的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员还是过去的炊事员都是监视我们的,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帮告密者监视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脚快,到处钻。只要这些人一到场,我们想要与之谈话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亲自决定谁去谈,跟谁谈。当然,这些人都是严格训练过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泽东突然跟尤任提起马海德来:“马海德是一个外国人,自愿到中国来为中国革命服务。我们遵守国际主义义务,欢迎外国的志愿人员。”
   
   从马海德经常同我们交谈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情况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毛泽东、康生(特区和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刘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慢慢地揽权,越来越成为显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陈云、朱德,他们多少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但他们理论上不强,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观点。
   
   3.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时属于所谓的骑墙派,谁一时得势,他就容易倒向谁一边。
   
   邓发采取中立路线。
   
   周恩来代表中共驻在重庆,实际上处于党内斗争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1930年5月回国,现任中共武装部队政治部主任。
   
   陈云,1905年生,江苏人。离开学校后他就在上海卖报。在苏联学习过。领导特区财经办事处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假名为廖程云。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军校毕业。1922年他去德国就学于格丁根大学。他在国外结识了周恩来。在德国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取道苏联回国。1927年他指挥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1928年,他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武装会师,并被委派来指挥会师后的部队。从此,中国红军诞生了。
   
   洛甫(张闻天),1900年生于江苏省一个富有的地方官员的家庭,从南京的一个工程学校毕业后自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到毕业。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把西方和俄国古典文学著作译成中文。1925年由陈云介绍加入中共,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1931年1月以来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主要讲课人,是一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他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从职务上说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来,1898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以后又到天津上学。他由于参加抗日示威运动坐牢六个月。1920年周恩来赴法深造,在法国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并且参加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去过英国,在德国留学一年。1924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自1927年4月以来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2年8月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1940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甚至在他们自己当中,讨论任何一个问题也都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党派我到这里来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为中国革命作出任何牺牲!’”
   
   “学生学不到实际的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几段引文。事实上,他们喜欢从教科书里引几段话来谈论马列主义,但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实质。”
   
   “他们脑子里的中国历史、革命运动的知识,要么十分模糊,要么完全没有。”
   
   “他们甚至对苏联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苏联人们吃饭不要钱,并且可以到大学学习,想学多久就多久,可以不工作。中国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想到苏联去,以便可以在那里学上十年或十几年。”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人们一旦到了特区就被迫同家庭和社会断绝一切联系。大家对通信联系皱眉头,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同亲属通信。恋家被看成是可耻的,有了这种感情要小心地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男的就没有和女人交往的习惯了。在这里,男的跟女的在一起散步和交谈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男人只准同‘在党的姑娘’结婚。夫妇结婚后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各自都住在工作的地方。他们只能在星期六会面,往往还要经过党组织的特殊批准。”
   
   “青年人被浅薄的浪漫主义或‘左’的革命词藻迷了心窍,因而就不要文化和人民的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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