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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张木生令吾担忧

张木生令吾担忧 钱理群 2011年12月1日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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