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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1910年宋教仁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落后于时代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满楼

核心提示: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宋教仁 资料图
   
   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在担任经理人的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在草创时期遇到很多的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旧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
   
    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日方之所以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强制停刊,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合法手续,实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总体上来说,宋教仁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据经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的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黄兴的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即黄兴)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据宋教仁的记载,他在得知了孙、黄争执后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文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旧想撮合他们关系,但此时宋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龉龃由来已久。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7日凌晨抵达广州城时,只见城门紧闭,起义已然失败。宋教仁等人无奈之下,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气几近于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后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北一辉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抵达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但不幸的是,首义地武昌的局势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迅速恶化,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转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

对于归来中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见。据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记载,宋教仁并不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说他拥护孙中山时,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后来,张继等人也来劝他,宋教仁这才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在哈同花园举行的孙中山欢迎会。但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政权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而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己见,主张定都北京,他认为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而以他在东北的经验,对日俄之野心极其明了。
   
    尽管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很多人为宋教仁未能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但宋教仁却不以为意:“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按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也未能让宋教仁感到满意。而且,首任内阁未及三个月,唐绍仪即与袁世凯闹矛盾挂冠而去,宋教仁与其他同盟会籍的总、次长也随后辞去了内阁职务。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

   
    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的解释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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