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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打到皇帝做皇帝"/凌志军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涵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极端顽固而又奸诈狡猾的东西,即使在大寨这样充满着革命精神的村庄,一不小心也会让这一危险东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场,它就会钻到山沟里开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会钻到村子里来化公为私。这是因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顽不化,只要这充满私欲的混沌世界还没有获得完全净化,专政手段也就永远不能放松。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种关注的包罗万象和细致入微,在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想象。劳动吃饭说话行路办事读报睡觉做梦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声叹息、脚上一双袜子、腕上一块手表,以及内心深处所埋藏的邻里恩怨儿女恋情之类隐私,也会进入他人视野之内。农民最隐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间的亲情似乎很难为外人离间。但是在大寨,对个人的关注可以势如破竹地进入家庭。比如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李田环和贾爱民,便因为担负起监视她们的富农父亲的责任,被誉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然而最具威慑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见之于无形,用陈永贵本人的话说,是“思想动向”。“动向”虽然不是现实,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图隐瞒。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之思想动向公之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对策之需。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倘若属于自己阵营里的人,虽然决不姑息,但方式较为缓和。有些事无伤大雅,只需当场严加管束。比如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没有脱去鞋袜,陈永贵由此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于是强令其赤足,以致儿子的脚底在烈日下烫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会有一些事情相当严重,非一个命令可以根治。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会议开下去,不彻底解决问题不使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开得最长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续三个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队”队员,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离开大寨的要求。因为她们各自的恋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们想要去与他们结合。按照农村传统的习俗,婚后理应女到男家。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是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习大寨,大寨的这么一大批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便证实了他的判断,“大寨有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而问题居然牵涉到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这就更加严重。他决定以郭凤莲为首次攻击的对象。于是,支部委员们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的感情。年仅19岁的郭凤莲这时泪如雨下,凭着少女的纯真和任性拒绝支部干涉她的私事。双方相持三个夜晚之后,陈永贵忍无可忍地抛出致命一击:“如不答应,开除党籍。”这令少女终于屈服。据说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党旗下的誓言,那中间有一句是“不怕牺牲,为党献身”。这样,无产阶级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其余的“铁姑娘”们,也纷纷做出斩断情缘的决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这是郭凤莲在她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闻名全国,与陈永贵这一次对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牺牲不无关联。
   


     但是,把亲生儿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个泪人,都不能说明“全面专政”的违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实上,“全面专政”残忍地剥夺人的思想、信念、尊严、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来还要不寒而栗。陈永贵虽然对于逐字背诵毛泽东的话不以为然,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却让他刻骨铭心:“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他和他的大寨的不少创造,其实就是这八个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某些具有想象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员一起,编造出许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万好之源”、“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亡”、“斗得私字扫地出门,斗得修字挖根断苗”,云云。有一首诗写道:“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诗,但却传播得更为广泛:“不怕‘犯上作乱’,不怕‘过分过激’,全面斗,及时斗,事事斗,处处斗,斗绝做绝,斗争不息,才能演好社会主义的新戏。”这些说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红色恐怖”。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们。但是,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深入到所有农民心中。甚至老弱妇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这个孩子的表现被当时的报纸广为传播,作为大寨的斗争精神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明证。
   
     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打击,一向都是一种统治的力量,是使人心惊胆战谨小慎微而又疯狂痴迷胆大妄为的根源。“中国人个个都是与人奋斗的天才”,一位记者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这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比喻是靠了引用毛泽东的半句名言,才显得格外尖刻。那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三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国人由此将自己的智慧应用于人事的算计与攻防。这种力量即使到今天也还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大多数中国人是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大学校”里学会这种本领的。大寨在这个大学校里成为第一个杰出的榜样。然后就是昔阳。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在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是一连串恣意谩骂凌辱,甚至严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两人于乱棒滥鞭之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因为不堪忍受酷刑的惨烈自己了结生命,其自尽方式极为简单,再一次表明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62人使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两人一头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历史不再徘徊》节选
(2012/01/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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