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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与夏明翰被杀缘于中共暴行

   
   
   在中共党史中,将1927年5月21日发生在南京的“马日事变”描述为反革命政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与南京蒋介石集团合流的信号”,因为该事变导致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中共组织的总工会以及农民自卫军武装被解除,而且此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右派继续抓捕、屠杀中共党员,被中共反复颂扬的党员夏明翰就死于1928年。
   一个根本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党右派“分共”、“清共”?中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惹恼了国民党在党史中却一直语焉不详。也许,当我们将前因后果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读者就会有了自己的判断。
   1921年,中共建立,在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如何让中共在短时间发展起来,并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成为苏共当时要务。苏共遂根据自身“背叛与夺权”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却没有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要求,而是不断发展自己,并攫取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同时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中共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际上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同样,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中共更在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
   中共对国民党的侵蚀引起了国民党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不满。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份党权,并决定北伐。
   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重新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在北伐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过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并阻挠北伐。在湖南、湖北两省出现的红色恐怖最为严酷。
   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中共所为将正与军阀作战的国民党将士和湖南士绅逼上了反共之路。如国民党军人熊震在卫戍长沙时,表现很左,及到郴州,听说其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共。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凯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杀死杨开慧并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家则被抄,父亲被游街。而最让国民党震惊的是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的被杀,他只不过写了一副讽刺农会的对联,即被中共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这导致湖南士绅纷纷加入反共行列。
   “马日事变”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曾于6月致电共产国际,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事变。他在电文中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在武汉情况也差不多如此,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
   中共的暴虐不仅让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人,也让那些曾经糊涂的国民党人和军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从而选择了分共、反共之路。如曾经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就发出了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之声,并选择了“远俄送共”。
   1927年5月21日,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率军队袭击了省总工会等中共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并屠杀了中共党员和暴动群众百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而那个临死前发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曾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并受命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组织暴动力量夺取政府团防局枪支、参与领导武汉暴动等。1928年初,夏明翰被桂系军阀逮捕,随即被处死。
   无论是“马日事变”还是夏明翰被杀,都是缘于中共的一系列暴行。当中共在咒骂着国民党“反动派”、赞美着手上沾满鲜血的所谓“革命烈士”时,中共是否有胆量也将自己的血腥晒一晒呢?是否有胆量将“烈士”被害的原因公诸于众呢?从中共迄今为止竭力隐瞒真相来看,中共是一点胆量也没有的,因为当所有人了解了真相的那一天,就是其寿终正寝之日。
(2012/0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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