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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阳子:乌坎创立了中国“政治特区”

   
   
    1927年11月21日,在乌坎村所属的陆丰,曾建立过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今天却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轮回,发生了驱逐中共基层组织,成为一个没有“党领导”的真正民主自治特区。
   
    眼下,中国大陆已是岁寒严冬,但在广东陆丰乌坎这个拥有1.3万人的乡村,村民却因为自己的土地被非法征用发起声势浩大的正当性抗争,正在演绎着农民以自治运动铲除“苏维埃”的中国“茉莉花”。记得1927年11月21日,在乌坎村所属的陆丰,曾建立过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今天却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轮回,发生了驱逐中共基层组织、成为一个没有“党领导”的真正民主自治特区。


   
    政府变脸迫使村民“讨还公道”
   
    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没有土地,农民就失去了根基。乌坎人因本村党支部与村委贪污腐败、违法卖地、侵犯村民利益,自9月21日以来,多次集体上访无果,便团结一致赶走村里的党组织及村干部,并经民主选举,自行组成“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管理村里事务。11月21日,乌坎民主决议,集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贪腐示威游行,陆丰市代市长邱晋雄在现场接见了游行群众,双规了村民控告的村干部,并答应对问题进行彻底调查,邱晋雄承认民选自治理事会的合法性,还给理事会的人发工资,每个月一千元。
   
    然而,12月9日下午,广东汕尾市政府突然变脸,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并秘密进村抓捕了五个维权代表,其中薛锦波在被抓捕后致死,并拒绝交还遗体,让乌坎村民群情激愤。12日村民曾准备到市政府示威,但被当局安排的大批军警武装封堵。于是上千村民改在妈祖庙开大会,高喊“打倒贪官,打倒腐败,还我耕地,血债血还!”等口号,并矢言为死者讨还公道,“乌坎事件”由此激化。
   
    选票箱与枪杆子的比对
   
    乌坎村外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车、特种车辆等,村里被断电、断粮,渔船队被禁止出海,网络被干扰,消息被封锁传出……面对如此险境,12月17日,乌坎村民集体召开声讨大会,村代表发表了具有民主宣言性质的讲话。他们说,乌坎的民选村代表模式已经成为范例,希望全国乡、镇、市、省甚至中央要员,未来都能在公平公开的民主选举中诞生。至此,乌坎人在完全自治的情况下,首创了秩序井然的中国大陆“政治特区”。
   
    村代表林祖连誓言“要用生命与这个腐败的系统抗争”。在如此一个沸腾的乡村,农民自发组织成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有47个姓氏共1万3千人,各个宗族按人口比例,推出1至5名候选人。100多名候选人相互投票,最后选出13名村代表。他们能够自发性成功地举行选举,实施自治,这等于在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完全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和平、理性并有秩序地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成立自治组织来自我管理,而不需要任何“被代表”。
   
    目前,乌坎村堪称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由地方维权事件演变成收回自己的权利,由民选代表维持秩序的地方行政单位,使之具有了“权力民授”的政治伦理合法性。
   
    追问与证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在于其是否得到了社会成员的授权与承认,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政治伦理已经成熟。“公民同意”是奠定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唯一基石。在乌坎村,由“枪杆子授权”的政府,面对民选的理事会虎视眈眈,在新闻舆论聚焦下,“选票箱自治”与“枪杆子统治”一目了然。二者比较,谁才具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
   
    一个乡村聚焦起的世界目光
   
    乌坎农民自治运动铲除“苏维埃”事件,是中国公民正当性抗争的一个缩影;乌坎“示威民众”的壮举,不仅得到了全国网友的声援,而且已经成为国际主要媒体纷纷报道的焦点。目前,乌坎村内驻守的外国媒体众多,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法新社、NHK电视台等。这个沸腾的乡村,犹如国际新闻发布中心一样繁忙。
   
    英国《每日电讯报》:“两万人公开反抗,中共完全失控,历属首次”;《金融时报》:“事件让人联想到1989年民运”;美国《纽约时报》: 此事件是“对社会不公的一次公开反抗”;《华盛顿时报》社论指出:“乌坎村赶走中共官员,成为1949年以来首片没有中共官员的土地”。
   
    今年12月14日,美国《时代周刊》按照惯例推出了年度人物,“示威民众”这一群体性人物登获榜首。该杂志解释“示威民众”之当选是因为:“这些示威民众从中东国家扩展到欧洲、美国。他们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他们重塑了人民力量。”在普世民主化浪潮推动下,已进入岁末严冬的中国,也有来自乡村的“茉莉花”芳香积极回应,并由此激发了广东诸多乡村维权抗暴迅速蔓延,龙头村、汕头、白塔镇、汐南镇、海门镇、甲东镇、濠江、先城镇、两英镇、司马镇、中山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群体维权事件,而海门抗暴民众规模空前,并一度占领了市政府,引爆了当今中国的新农民抗争运动。
   
    “六四镇压”模式不可重复
   
    乌坎抗争运动提出的“反腐”与“民主”的鲜明诉求,与当年的北京“八九”运动如出一辙。因此,最近以来,社会舆论一直担心当局会武力镇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兵等学者及大批媒体人士,均在网上发声,呼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记得当年“六四镇压”前,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反革命”定性,激起了全国民愤,最终导致当局以武力镇压的方式否定了民众“反官倒、反腐败”的正当愿望。从此,这个社会便陷入了日趋严重的腐败与不公,导致今日中国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等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杨佳事件、唐福珍事件、钱云会事件、薛锦波事件,哪一起都远比突尼斯街头小贩事件更具爆炸性。然而,对每次事件,官方都以暴力镇压、秋后算账的“六四”模式结局。但官民对抗越来越激烈,群体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六四”模式,从来就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和谐与稳定,反而致使当局背负了越来越沉重的历史包袱。
   
    12月19日,乌坎村民要求当局于21日前归还薛锦波的遗体,否则,将在21日突破封锁到市政府游行示威。20日,中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紧急带领工作组以“谈判”方式暂缓冲突、阻止事态扩大,初步答应乌坎临时理事会提出的三项要求:1、交还薛锦波遗体;2、要求安排五家国际著名传媒机构代表,亲验薛锦波遗体;3、承认临时理事会村代表的合法地位。
   
    眼下,中共面临“十八大”权力重新洗牌,交接班需要政治稳定,经受不起任何风浪的冲击。当局对“乌坎事件”的暂时性妥协,并不意味着其镇压群体抗争的传统思维模式从此改弦易辙,人们不应对此寄予过高的期待。
   
    创新“社会管理”的唯一出路:人民自治
   
    官方最近一再强调要“创新社会管理”,但其出发点却是想用“天价维稳”捆绑社会。然而,各地却涌现了新一轮罢工、抗税以及群体维权浪潮,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或发泄,更是由一种“政治正当性伦理”的社会要求驱动的。
   
    正因为执政当局长期以来拒绝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才迫使民众在社会冲突中,自觉不自觉地联合一致,一次比一次更加政治化的群体运动接连而来,不断积蓄着公民正当性抗争的资源。
   
    此次乌坎民主自治不管结局如何,都已经击破了一直压在中国民众心头的最大的政治神话——“没有党的领导,社会就会动乱”。今天,摆在全体中华儿女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就是,要一个乌坎式的人民自治,还是要北京的“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其实乌坎“去党化”迎来的真正自由、民主、秩序的管理示范,首创了本作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公开呼吁建立的“政治特区”,并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真正要创新“社会管理”,其唯一出路就是人民自治。
(2011/12/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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