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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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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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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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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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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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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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我也说几句民粹主义和暴民问题
·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读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有感
·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 仿陆游示儿
2012年
·这究竟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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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是《零八宪章》发布三周年,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和《零八宪章》都是在民主、共和、宪政三个问题上展开的。两年前,在《炎黄春秋》杂志上,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引发了一场民主与专制问题的争论;一年以前的春夏之交,在网络上,由杨光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两篇有关民主与宪政关系问题的文章,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说明,对于什么是民主、共和、宪政,以及三者的关系如何,国人远未获得共识,甚至误解纷出,以致许良英先生为此慨叹民主启蒙的艰巨。确实,在这些问题上,即使是那些心系国是,为实现自由民主矢志不渝的异议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多是一知半解,含混不清,更遑论一般民众。笔者一直关注这些争论,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学习和研究,而且做了许多读书心得,只因累于生计,一直未能成文。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三周年之际,笔者于家务碌碌之中,断断续续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这些心得整理成文,其所以不揣鄙陋者,为的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好比人类的生理结构,是一个宏大复杂的器官体系,我们虽然能够按照不同的功能把复杂的人体器官分成几大系统,但是这些器官并非出自工程师的设计,而是在漫长的动物进化史上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这些器官在生命过程中并非各自分开,而是互相纠结,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作用的。因此,政治学好比生理学,要说清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并非易事。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领域中最重要也最难说清的问题。长期以来,从古代到现代,从专业的政治理论家到普通民众,一直将“民主”、“共和”、“宪政”三个词混合使用,其中有把共和等同于民主的,也有把共和等同于宪政的,还有把宪政等同于民主的。这三个概念的含混不清,又引起其对立面的含混不清,比如,民主的对立面究竟是什么?人们习惯上将“民主”与“专制”对立——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专制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则是上级任命或世袭的。但是,大约两年以前,邵建曾经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提出,“民主”的对立面是“君主”而不是“专制”,“专制”的对立面则是“立宪”,并由此得出结论:一切非立宪的政体都是专制政体,其依据是梁启超的“国体”和“政体”说——梁氏认为政治权力可以从国体和政体两个角度去表述,国体用以表述“权力属于谁”,政体用以表述“权力如何用”。据此,邵建认为,就国体而言,一般有“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和“主权在民”的民主国两种;就政体而言,则有“专制”与“立宪”两种——专制的特点是权力集中,而立宪的特点是权力的分散和各种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邵建还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为这种说法找到了佐证——麦迪逊在该书第四十八篇中引证了杰佛逊的一句话:“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应该分立”,“把这些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的手中,正是专制政体的定义。”如果仅仅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把“民主”看作“专制”的对立面同样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在如何产生政府官员问题上的两种互相对立的程序。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共和、宪政都不可能从逻辑中产生,而只能是人类在长期政治实践中不断博弈、试错和磨合的结果。因此,民主、共和、宪政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从概念或定义出发,而应该从政治制度演进史的角度去正本清源。
   

民主的起源和发展: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


   
   在政治制度史上,民主制度的产生比宪政要早得多。民主起源于2500年前的古希腊,当时大约有30万人口的雅典城邦,凡是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参加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通过抽签或选举产生行政和军事首脑,决定对外战争或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40次,每月大约三到四次,每次会期5个小时。公民大会有一个常设机构,这就是经由抽签产生的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召开并主持公民大会,在大会休会期间负责监督行政官员落实大会决议。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是实现雅典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制度。
   
   这种政治体制在英语中叫democracy,它来源于两个希腊词根:demos和kratis,demos是贫民的意思,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kratis意为公共权力,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demokratia,含意是“多数人的统治”,以区别于一个人的统治(独裁)或少数人的统治(寡头政治)这两种专制政体,它表示全体公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事务决策和管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统治”或“人民主权”,这是民主一词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含义。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的首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这是对民主这个概念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显然,民主政体是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面产生的,民主政体产生的时候,宪政还没有出现,如果按照邵建的观点,非立宪政体就是专制政体,那么雅典的民主政体岂不成了专制政体?
   
   在希腊出现全体公民直接选举城邦首脑的时候,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也出现了这种政体——全体公民直接选举执政官,不过,这种直接民主制,罗马人不叫民主(democracy),而叫共和(republic)。罗马共和政体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公元前130年之后,由于战乱和腐败的民风而不断走向衰亡,最后被凯撒的独裁体制所代替。从此以后,这种直接的民主政体在地球上消失了近一千年。直到公元1100年左右,这种叫做“共和”的直接民主制又重新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兴起,一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直接民主制只适宜于寡民小国。古罗马由于对外征服而使疆土不断扩大,以致偏远的公民通常无法赶到政治中心罗马大广场参加公民大会,这本来是代议制民主的土壤。但是,罗马的土地上并没有长出这种间接民主的幼芽。代议制民主是在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产生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有一个叫斯特杰克的小镇,游人至今还可以看到由巨石围成的船型广场,这是公元6世纪到10世纪500年间公民举行定期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就制订法律或倡导宗教之类的重大问题举行辩论,挪威语称之为Ting,这是议会的萌芽。后来,在冰岛、瑞典和丹麦等国家,国王为了征税,经常召集不同阶层的代表开会,这样就产生了最初的代议制议会民主。中世纪的这种议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在英格兰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促成了英格兰代议制政府的产生,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最终演化成一种君主立宪体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议会民主”指的是议员的选举制,它具有反映民意的作用,但议会还有监督或制约国王的作用,下文将会说明,这种监督或制约作用并不是民主的内涵,而是宪政的内涵。
   
   不管古希腊和罗马的直接民主制还是在北欧诸国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民主制,如果从其实质或实体来看,任何一种具体的民主的确都具有某种阶级或阶层的色彩,这是毋庸讳言的——例如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而从北欧诸国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民主,开始是贵族、僧侣、骑士和自由民(包括农民、工商人士、小地产者)的民主,后来则大体上是资本家阶级和其他有产阶层的民主,而且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妇女一直被排除在外,不能享受民主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说民主具有阶级性,大体上没有错。但是,民主也是一种产生政府及其首脑的程序,其标志性内容是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民主发展史表明,作为一种程序,民主制度是中性的,没有阶级、阶层或东西方之分,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的发明和创造,它可以为奴隶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或其它阶级服务。
   
   关于民主,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民主制度发展史上,即使就民主的实质或实体而言,享受民主权利的主体也在不断扩大,民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某一阶级的民主向多阶级、超阶级的全人类的民主发展,以致使得我们今天再也无法给民主贴上阶级的标签了!
   

宪政的起源及其本质


   
   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可谓源远而流长。相比之下,宪政的产生就要迟得多了。虽然,在中世纪的冰岛、瑞典和丹麦等共和国,甚至在古代的罗马共和国,政权结构中就已经埋伏着宪政的幼芽,但是,作为一整套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宪政制度是在17世纪的英国形成的。要弄清宪政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大约1800年前的英国。那时候,英国还是一个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国家,类似于我国的周朝(西周、东周),而与我国秦朝以后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不同。我们习惯于把自秦朝以来直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间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但这种定性仅仅基于土地所有者(地主)与农业个体劳动者(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租佃关系,其在政治上的特点并非分封制,而是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央集权制或郡县制。分封制的特点是各地诸侯的独立性很大,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世袭领地,而且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和独立的军事力量,每年只需向朝廷纳贡付款,受其掣肘甚少,毋需事事听命于王室,而王室要维持自己庞大的开支,只能依靠各地的赋税。1202——1204年,英国在对法战争中连连失利,王室财政日见空虚,英王约翰还得为教皇筹集大量贡款,从而加紧横征暴敛,以致国内民怨沸腾,众叛亲离,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1215年,贵族诸侯在骑士和市民的支持下,发兵反叛国王,迫使国王签署了意在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有65条,规定王室不得任意向各地征税,凡欲征收额外捐税,国王必须召集有大主教和主教、伯爵、显贵男爵及封建领主参加的御前会议,征得公意之许可;同时还规定,伯爵和男爵非经同级贵族陪审,不得课以罚金;任何自由人,未经同级贵族的依法审判,皆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或进行其他任何惩处。此外,大宪章还提出一项条款,在男爵中推选出25人组成监督机构,监督国王履行宪章,国王及其周围的任何大臣及行政官员如有违宪行为,25人男爵会议有权联合全国人民向国王施加压力,直至发动战争夺取王室的城堡、土地与财产,务使国王及王室改正错误。
   
   显然,大宪章的创制意义在于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维护了封建领主的司法审判权,确立了御前会议的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尤其是赋予御前会议以批准征收赋税的权力。同时,大宪章还确立了必须依法治理的原则,奠定了以法律限制王权的基础。由此可见,宪政从其产生的时候开始,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行政权力和实行法治。
   
   在此以后的二百年间,英国历代国王与领主之间围绕着限制王权问题不断展开斗争,国王虽然不断违背宪章,但迫于各地诸侯的压力,先后共44次确认宪章,同时还被迫接受了《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宪法性文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又被迫确认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这些宪法性文件有效地限制了王权,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使限制行政权力和实行法治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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