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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有多种路径,乌坎事件昭示“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秦永敏:中国社会转型有多种路径,乌坎事件昭示“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作者: 秦永敏
   
   社会转型有多种途径,今日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为了国家利益少受损害,为了社会稳定少受破坏,为了人民少流血牺牲,为了统治者少遭血腥报复,理性要求我们一定要争取和平转型。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转型是以和平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仍然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如果当局不能审时度势幡然悔悟而一味强硬下去,那么乌坎事件就昭示我们: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眼下,乌坎人民保家卫村,全体动员,顽强拒绝当局入侵的英勇斗争,已经在举世瞩目中坚持进行了多日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以一万三千妇孺老弱(年轻人照例大半外出打工求学)之力,和拥有世界第二大武装力量的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抗衡,这场斗争的结局就当前来说不言而喻,但是,无论它如何结束,中国再也无法回到它发生之前的状况。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这一事件已经向它们明确的宣告: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度和平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拖延就意味着全民起义。
   
   自从欧风东渐,“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面前。确实,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那就是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专制历史,有着最顽固的小农文化传统,近代以来,还有着最不幸的命运,由于一系列特定的原因,一百多年来有很多次“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都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几个花甲轮回之后,中国和全体中国人还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对于我们民主墙人士来说,是一个早在“四五运动”时代就已经明确了的问题,1980年我主持的全国部分民刊会议上,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主题;对于全国人民来说,1989年“64”事件发生之时,这个问题也已经鲜明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执政党和政府一直以恐惧加欺骗来回避,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北京举办奥运以后,人民维权和官府镇压之间形成的崭新态势,已经使执政党和政府再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
   
   应该说,自从“64”大屠杀事件之后,举国上下的有识之士都已明白,中国向和吴邦国主张的“五不搞”相反的方向前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因此,早已不知有多少位忧国忧民的贤良之士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当局进言——早转主动,迟转被动,不转完了!
   
   就我本人来说,便在中国大陆第一个纲领性民运文献《和平宪章》中开宗明义的明确指出:“(十几年来,大陆上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深表赞赏。然而,正如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的民主政治。鉴于当前世界结束冷战,走向新秩序,鉴于所有中国人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我们特提出本宪章。)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
   
   可惜的是,18年过去了,无论是我们的警世箴言,还是体制内有识之士的进谏,统治者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来没有为最高当局正视。这么多年来,大小当权派都只记得“真金白银”,只看得见“高速增长”,只编造“北京共识”,只炫耀“大国崛起”,只梦想“稳定压倒一切”。然而,“真金白银”按权力分配的现实和结果,会导致什么样的天堂地狱两极分化?“高速增长”以毁灭生态为代价的结果,会导致什么样的国民生存环境?编造“北京共识”的结果,除了自我陶醉以外还有谁会相信?炫耀“大国崛起”的结果,除了换来周边国家的恐惧和民主国家的围堵还能吓得到谁?最重要的是,因为梦想“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使人权、自由、正义、法治统统都做了牺牲,又能换来一个什么局面?
   
   不必讳言,当局以“稳定压倒一切”来拖延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其实只是“癞蛤蟆躲端午,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按他们自己信奉的历史唯物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也迟早要带来民主政治。看看世界大势,不仅最专制的阿拉伯板块一夜之间都发生了民主革命,就是中共多年精心扶植的缅甸军人政权,也不得不主动向民主化转型,甚至连除中国外最稳定的残余“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出现了顺应世界大势的明显潮流。当然,理论只是普遍规律,中国或许会是现实中的例外,世界大势只是外因,中国或许如邓小平所希望的只要中央“旗帜鲜明”、“地方和中央保持一致”就万事大吉。然而,中国可能不受历史规律制约吗?世界局势果然影响不了中国吗?中央果然始终能“旗帜鲜明”吗?地方果然始终能和中央保持一致吗?毋庸赘述,这一切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带来了市民社会的相对成熟,私有财产权使全体人民都意识到了只有靠参与政治才能使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获得真正的保障;世界潮流已经在一步步的改变中国社会,每一个新兴民主国家的诞生,都把中国向民主化转型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否则当局也不会对一个茉莉花的散步信息那么过敏。就在这两年,作为中共老三、作为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就反过来“旗帜鲜明”的呼唤政治改革,公开承认政治不改革经济成果也会失去,至于地方政权,无人不知早已完全利益化,除了不得不应付的方面以外,一切都以自身的利害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形势发生根本逆转,想他们来“勤王”岂不是异想天开?在这种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礼崩乐坏、朝不保夕的形势下,还想继续以社会高压和政治欺骗来长久维持,怎么不是讳疾忌医、坐以待毙?
   
   多年来,中国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直线上升,几年前早已达每年十几万起。什么是群体性事件?无非是国民的权益和利益受到了巨大侵害而需要发出不平之鸣,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民众得不到合法集会游行示威的机会,就只能在群情激愤忍无可忍的时候以各种街头抗议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围观堵路、集会抗议乃至打砸政府机关的重大社会事件。
   
   由于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采取更加残酷的打压政策,并且严密防范政治精英参与群体事件,从而使这些本应可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合理化、理性化的社会能量越来越向不可控的爆炸性方向发展。
   
   问题在于,当这些事件表现为烧警车、砸政府机关之类的激烈行为时,当局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为“被境外势力操纵”、“受敌对势力煽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歹徒制造事端”,由此堂而皇之的进行镇压——以往几十年里事情也始终是这么过去的。
   
   但是,就在最近,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了!广东海滨的一个村庄——乌坎——一万三千男女老幼一起动员,将统治了他们几十年、卖光了他们土地的村书记及其帮凶全部驱逐,乃至所有基层政权机构都被他们废黜。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这个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还是文盲与半文盲的村庄里,在古老的「真修仙翁」庙的戏台上,一出好戏正在上演,一百多名各姓氏推举出来的代表在此选举「村民代表」。这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开展了代议制民主的过程,经过公开选举与监督,十三位村民代表产生,组成了「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有会长,有秘书长,一条明朗的路在乌坎村民脚下渐渐展开。同时行动起来的还有村里的女性,十月中旬,乌坎村成立了「妇女代表联合会」支持维权行动。
   
   乌坎村的抗争充满了朴素的政治智惠。在村政府广场上,村民打出黄色标语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选举,却在一旁另用红纸写上「拥护共产党」。他们不是暴民,当市政府官员在其后几天进村劝说村民「不要闹事」时,曾指村民「反政府」,但村民只是反对村委会,这是基层自治组织,算不上「政府」。
   
   与此同时,借助临近海边,临近香港之便,他们接待了大批闻讯赶来的海内外记者,把他们民主治理下井井有条的村容村貌展示给世界,把他们和平理性健康成熟的理念和行为展示给世界,也把他们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都上阵,一起守卫村庄守卫家园的感人场面展现给世界。
   
   可以肯定,包括最高当局在内,执政党和政府上下都在紧张的讨论镇压措施,而且,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将乌坎起义镇压下去都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太长,因为这场人民起义坚持得越长,越能起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还可以把它归咎为“被境外势力操纵”、“受敌对势力煽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歹徒制造事端”吗?更重要的是,就像中国民主党1998年冲击党禁被镇压下去了,党禁却实际上被打破了一样,乌坎起义就是被镇压下去了,人民起义的时代在今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来到了!当局还可以回避这个严峻的现实吗?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经济、社会、文化多元化、现代化后,政治现代化必不可免,多党公平竞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宪政民主制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唯一可以毫无争议的接受的最终选择!
   
   但是,完成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路径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最高当局有足够的理性,就可以像英国、泰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那样和平稳步迅速地进行,如果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坚持独裁死不让步,则“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届时会发生什么样的血染中华、尸横遍野、黎民涂炭、皇族覆灭的可怖景象,就不是任何权力和武装可以任意改变的了!
   
   概括的说,转型路径必然取决于官民如何互动,这种互动大体可以归为如下4种类型:
   
   1、当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打开和平转型大门,给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条件,给反对派公开活动的空间,和平转型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2、全民游行,文明反抗,当局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最后关头让步,但即便如此社会已经大乱,还是得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动荡才能逐步建立宪政制度,但基本社会秩序还始终可以维持。
   
   3、当局顽固不化,独裁到底,绝不尊重公民意愿,不给人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条件,不给反对派公开活动的空间,全民起义就不可避免,届时暴力镇压、流血冲突、武装对抗、血腥报复就成定局,由于爆炸性的局面很快被新的强权控制,社会本身倒不会太乱。
   
   4、当局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丧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社会黑恶势力蜂起,由此使全国陷入武装割据的战乱中,与此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奋起要求独立,形势比九十年代的索马里更加混乱,至此谁也无法再轻易收拾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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