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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九)(明镜出版,高文谦作))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顺便一提的是,阔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下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洤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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