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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众常委一致挽留。毛泽东见不能撤换周恩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1958年6月10日,他专门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4]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便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毛泽东披挂上阵,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协助下,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5];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翻一番,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正在蔓延,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年国庆各报并列同等尺寸刊登了两个主席的肖像。但刘少奇这个主席和毛泽东那个主席是不一样的,他是个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军权被毛泽东带走了。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个礼宾官。他要靠对毛泽东的依附,靠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主席才能当下去。这是刘少奇贵为元首之后的先天软弱性。
   
   第二,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要以退为进,升格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在中国,党权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6]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7]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
   
   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村党支部;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党政分开就是党逐渐摆脱直接执政的局面,恢复和健全政府的职能。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权力的一元结构是宪政民主,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毛泽东不做国家主席了,宪法被他踩在脚下,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党国体制的威力和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大跃进失败和失败后的善后问题上。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
   
   
   
   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假民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的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了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听彭德怀的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全国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
   
   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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