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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一、「軍事鬥爭準備」
    ——微笑後面的鐵血陰謀

   
   創立一個只服從真理的世界,是古往今來諸多聖徒與智者的理想。可是,迄今為止,人類的命運往往仍然由強悍的力量主宰。中共暴政是物質力量的崇拜者;它相信物質力量是強權存在的第一支點,所以,即使在上個世紀餓死幾千萬中國農民的經濟大災難過程中,中共依舊花費巨資,獲得核武器的能力;所以,爲了讓朝鮮這樣一個窮如乞丐的小國產生震撼美日神經的力量,從而具有在國際關係角逐中被利用的價值,中共才暗中全力支持朝鮮的核武和導彈項目。
   「軍事鬥爭」是中共的一個專用政治名詞,是為用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一種「委婉」的說法。江澤民主政十餘年間,雖然對台統戰從未止息,不過,通過「軍事鬥爭「解決台灣問題,一直作為中共的政治興奮點而存在。江澤民之所以對「軍事鬥爭」感興趣,主要基於兩點考慮。首先是爲了獲得軍人的效忠。以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便為軍官獲得「軍功和榮耀」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從而也就把軍官的利益同效忠於江澤民聯繫在一起。江澤民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考慮則在於,通過發動台海戰爭,實行緊急狀態,從而找到推遲向胡錦濤全面交權的合理理由。但由於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中,明確指定在胡錦濤任內解決台灣問題,並要求「江澤民不要爭功」,同時,也由於中共「老幹部」對江澤民浮華輕佻的個人風格極度反感,不斷催促其向胡錦濤交權,江澤民最終沒有敢踏入戰爭的門檻。
   胡錦濤全面執政後,中共對台灣的戰略迅速發生重大轉變,即由「軍事鬥爭」準備為主,轉為全方位推進統戰工作。促使胡錦濤推動這種轉變的根本性原因,在於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勢和胡錦濤的個人野心。當然,國民黨權貴徹底而全面的親共、媚共、投共政策,也為上述轉變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江澤民時代中共的「大內總管」曾慶紅隨江澤民黯然退出權力之巔時,這個癡迷於搞政治陰謀的人,還是向胡錦濤射出一隻暗箭——為胡錦濤及其「共青團派」勢力,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力競爭者,即習近平。在習近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太子黨」心目中,胡錦濤的「共青團派」只不過是一群既不懂經濟又不懂軍事、專靠阿諛逢迎得到升遷的佞臣,根本沒有資格執掌中共最高權力,而只有「太子黨」才配繼承中共的最高權力。鑒於「太子黨」在中共軍隊中的勢力遠比在中共黨內和政府內雄厚,經曾慶紅暗中協調,「太子黨」形成一個共識:抓住台海戰爭的時機,進一步加強他們對軍隊的控制,並以軍功為基礎,通過黨內鬥爭,必要時採取解決「四人幫」的模式,從胡錦濤及其團派手中奪回政治主導權。
   在二○○七年春節期間「太子黨」的一次私下聚會中,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酒後對在場的十餘位將軍狂言:「古有明訓,太監主政,必會禍國殃民。胡錦濤和他的阿貓阿狗團派,像不像一群太監?全他媽連鬍子都沒有!」薄熙來之語雖屬酒話,卻也說出了「太子黨」的真實心聲。胡錦濤對此洞若觀火。於是,他接受了親信令計劃的意見,以中共總書記之權威,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如此一來,對於「太子黨」利用台海戰爭收回本屬於他們父兄的最高權力的圖謀,無異於釜底抽薪。同時,胡錦濤也有能力主導統戰台灣的政治進程,而不必像用戰爭方式那樣,實質上由軍方主導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這樣,也就為胡錦濤滿足個人「建功立業」的野心創造了基本條件。
   不過,胡錦濤卻不會像馬英九那樣說出什麽「不武」的蠢話;他仍然是武力崇拜者。在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此說得很明白:「我們根據客觀形勢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並不是要取消軍事鬥爭的準備。恰恰相反,越是想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越是要作好軍事鬥爭準備。我們能夠用統戰方式達到戰略目的,主要依賴於我們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充分的軍事鬥爭的準備作後盾,和平統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全黨全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戰略。但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要以無堅不摧的戰力為基礎。」
   胡錦濤一方面運用諸如「不戰而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用最小的民族犧牲和經濟政治代價實現統一」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壓制軍內主戰派的聲音,同時,他又通過擴充軍費等措施,安撫收買軍隊——公開宣布的中共軍費已達世界第二,而根據中共不透明的政治運作體制,其現在用於軍事和戰爭準備的經費,至少比公開宣布的軍費多一點五倍。
   在確定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胡錦濤又指令軍方制定《軍事鬥爭準備預案》。胡錦濤這樣作並不僅僅基於平息主戰派的反對意見的需要,而是蘊涵著更深刻的政治陰謀。這個《軍事鬥爭準備預案》已經被列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附件。
   該《軍事鬥爭準備預案》中聲稱:「全軍各參戰單位決心作好萬無一失的充分準備,實踐『首戰用我,用我必勝』的誓言。… … 只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以強大戰力,克敵制勝,一舉解放台灣。」
   該《預案》確定,中共軍隊對台灣作戰的基本戰略是速決戰,即動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全部作戰能力,用猛虎搏兔之勢,在七至十天之內,完成對台灣軍事目標的毀滅性打擊,並採用機降和海運相結合的方式,實施對台灣各戰略目標的占領。
   該《預案》還以《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為根據,在遵循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方針之下,具體提出幾種需要對台灣實施軍事占領的情況。現將這幾種情況分列如下:
   「第一,二○一二年如果國民黨敗選,則應在選舉結果公布之後至新當選的偽總統就職之前的時間段內,發起進攻。這個時間段內,台灣的權力移交沒有完成,有利於我軍的突襲;另外國民黨政府此時還掌握著行政權力資源。在敗選的情況下,國民黨願意 把權力交給我們,而不是交給民進黨的可能性極大,所以,國民黨利用手中的權力配合我軍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也極大。
   「第二,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如果背信棄義,拒絕按照我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定的方針,簽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央政府,廢止中華民國的憲法、國號、國旗的和平統一協議——這種情況如果出現,說明國民黨自己關上了和平統一的大門;通過軍事鬥爭來解決台灣問題就是歷史的必然要求。
   「第三,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同我們黨簽訂和平統一協議的過程中,如果民進黨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造成社會混亂,威脅到協議的簽訂,這就說明台灣島內出現了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重大事變。在此情況下,我軍必須根據《反國家分裂法》迅即出動,一舉占領台灣,平息動亂。如果能爭取到由國民黨出面請求中央政府派軍維持秩序,政治效果會更好。」
   從該《預案》對中共出兵台灣的幾種預設情況的表述中,人們不難發現,中共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很可能演變成一個大騙局;中共溫情脈脈的對台統戰的桃紅色面紗後面,是鐵血強權的猙獰面目。該《預案》特別指出,「用統戰方法解決台灣問題,當然可以避免戰爭給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可能造成的破壞,以及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也有利於爭取美、日等國對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採取不介入的態度。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我國領導人已經表達過台灣和平回歸後,我們不在台灣駐軍。所以,只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至少短期內不便於向台灣派出軍隊,建立軍事設施。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台灣對中國在國際軍事戰略中的地位就會受到重大局限,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作用也會大大減少。同時,沒有派兵權也不利於我們對台灣社會政治局勢的控制。」
   該《預案》在權衡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利弊得失之餘,提出建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和平方式與大規模、小烈度的作戰模式相結合的策略原則,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策略指導。《預案》中對上述策略原則作出了具體說明:「… … 第一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形成和平統一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為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條件,並要確保國民黨與我們黨在統一的基本立場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步,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之後,以台灣出現造成社會動蕩或者國家分裂的事變為理由,迅即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占領。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我軍的軍事行動原則上不會受到有力的軍事抵抗;如果能作到國民黨出面請求我們出兵平息事變,則是一種最有利的態勢。… … 據專家判斷,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出現國民黨繼續當選的情況,民進黨極可能發動街頭抗議活動,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所以,對台灣實施軍事占領的理由很可能自動出現;當然如果不能自動出現,也可以全面動員我在台灣的地下力量,採取恰當的、有效的舉措,促使出現足以證明我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占領合理性的事變發生。」
   該《預案》最後對所謂「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的綜合性效應,作出如下總結:「既可以避免戰爭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破壞,有效減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阻力,又能通過我軍的實際占領,充分發揮台灣在國際政治軍事上的戰略價值,也有利於威懾台灣的敵對勢力,確保台灣的社會政治穩定。」
   現在不清楚之處在於,上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是軍中主戰派自主提出的,還是在胡錦濤授意下提出的。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分析,無論情況如何,中共最終採用這個策略原則的可能性極大。因為,二○一二年胡錦濤應當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實際交出權力。他繼續保持權力的唯一機會,便是展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然後以此為理由,推遲中共第十八次大代表大會的召開。同時,這樣做胡錦濤也不會喪失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因為,主要問題都是通過他直接主持的統戰工作加以解決的,軍事行動不過是最後一刻的「錦上添花」。
   當然,最終會不會出現這種局面,還要由當時中共黨內鬥爭形勢的的具體狀況來決定。對於台灣而言,則已經到了必須準備直接面對中共的鐵血陰謀的時刻。可悲的是,人們沒有發現一個台灣政治人物或者知識分子,真正理解局面的嚴重性和中共陰謀的兇險性。
   
   二、統一後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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