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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我想要的作为人的感觉/楚钟道


   ——诗人、画家丁朗父访谈
   
   西方的圣乐和赞美是长期的、一代一代生命积累出来的。民主也是这样的,是文化的积累过程。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中国的民主,这么大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干一辈子的吗?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交流中形成的文化。文化就是极致。 造汽车就造到能够让上帝满意的程度,这就到了文化。好的翻译比好的作家还难。能写一流作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翻译家,说可能,因为你的外语还要到能够真正读懂第一流作品的程度,这也是极致了。我不是个革命家。对我来说,民主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追求,是我想要的作为人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家庭教会,都是民主的培训场所,都是民主的文化积累的过程。
   

   
   2011年11月10日,我来到北京“丁朗父的画家村”。认识朗父兄已经快20年了,第一次见到他是1993年,在21世纪饭店的办公室,记得当时在场的有刘晓波、周舵、王丹、江济良等。1957年出生的朗父兄那一年36岁,穿着青蓝色的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盘腿坐在房间的地毯上,精干中很有文艺青年的范儿。那是89之后的第4年,都还年轻, 20多年过去了,如同一幅“随风而逝的时间”所表现的那样,如飞而去。
   现今,人到中年,坐在已经成为有自己风格的画家——“丁朗父画家村”客厅的沙发上,环顾墙的四周,挂满朗父兄所作韵味和意境俱佳的中国画:《随风而逝》、《月华清雪》、《晴雪》、《森林河流》、《平林》、《寂静冬夜》、《冬之黄昏》、《山居秋夜》、《晨雾山谷》、《秋去一川》、《恒久忍耐》、《秋林》、《竹烟清月》、《高原流云》、《塞上秋来》、《山巢》、《山隅》、《回家》……,体味着那一抹心灵的安静!
   我是学理工科的,对于诗画没有研究。好在读书多年,灵魂尚未完全沉沦,那诗、那画所传达出来的灵性,总是能触动某个敏感的神经,看着满墙满眼的字画,难免感受到文化的气息,也沾染些许文气。在当下,中国基督教圈子里流行“异象”——人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图景,认定为是从神而来的带领,并为那图景而奋斗。我在朗父兄的画室,观赏诸多的国画艺术作品,其图像安静,让浮躁不安的心安静下来,“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箴言14:30)
   因着我们那一代人对民主的共同痴迷和共同经历,就“民主与基督信仰”的话题访谈如下:
   
   钟道:从您的分析来看,共产党是分别打出来“民族”、“民主”和“民生”三张牌,以取得和维持其政权合法性的。
   
   朗父:现在“民生”好些,因为有改革开放;“民族”也好些;对于“民权”问题就很无语了,当今的权贵资本主义使得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当年1989年的热血青年,现今很多都成为了贪官,中国大学中的理想主义也没有了,教育形态改变了,大学里的老师出现了良币被劣币淘汰的状况,好一些的人才都走了,留下的都是庸才。很多人才在1989年之后,不跟你玩了,走了,像张炜这样的一批干部也走了,一批有想法有追求的官员下海了。一百年,民主在中国没有任何进展。跟着感觉走,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三民主义理论是总结到位的,直到现今,中国也没有超越三民主义的理论出现,而三民主义在1947年的国民大会上,已经很有样子了,是有实施时间表的。
   而“新民主主义”是什么,人们看到的就是土改和反胡风。今天有人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我看不如直接回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自认为是孙中山的传人,就是因为知道,至少是有一部分人承认“三民主义”是好的。既然知道是好的,那为什么不回去呢?而新民主主义是错误的方向,土改、镇反、反胡风、合作社、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一路走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是这一系列过程的开始,走向专制的第一步。
   
   钟道:您经过了文革的上山下乡,了解中国农村,1978年上大学,1982年分配参加工作,作为1957年出生的人,对于死的僵化的体制,热情激昂的年代,自由的活跃的空间,都有过个人的体会,谈、
   
   朗父:单从特定的个人是不能判断出社会民主走向的,不管怎么样,我个人对于民主都是支持和欢迎的,今天中国民主的程度,并没用超过1989年。整个80年代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但是后来不往前走了。
   作为个人,在历史上能做的,很有限。面对强大的国家专制机器,都会有恐惧感。这20年来社会在往后走,倒退,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很理解那些出国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说几句话也是好的。但要是都去国了,中国也就无人了。专制使人恐惧。这种恐惧是共同的,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内生活着的人看起来都很可怜。我们现在还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周围的人里面,被抓被打的事是经常有的,我的朋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出去不是没用,很多人要是可能要走早就走了。
   在国内生活很难受,但是没有文革时期难受,就是在熬炼,找一些能做的作:写诗、画画——冷,心中冷,画出的画也是寒冷、萧条。我的画都是秋冬题材的,冷。思考无效,徒增无奈,超不过三民主义吧?也没有看出谁的思想高度和行动力超过了孙先生。玩感觉,搞艺术,写诗。这样我的老师最高兴。他是个胡风分子,一辈子写诗,他对我们最高的赞许就是“他还在写诗哪”。他编过一套译诗丛书,有几十种,中国最好的翻译诗,差不多都在里面了。我的诗集,一多半是他送的。
   我们就这么熬着吧。就是想把孩子送出去,孩子没有熬的能力,孩子送出去,走了,就可以在国内放心的玩了。
   
   钟道:提到孩子,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为孩子而活,这次在刘迪的追思会上,听到张前进把为了追求民主而身陷牢狱的刘贤斌的孩子,接到美国去读书,我就很感动,都是为了孩子好。
   
   朗父:在中国搞民主,是为了孩子好,中国要是能像台湾、香港那样建立民主制度就好了。毛泽东式的专制政治带给人的是恐惧,刚才说了这种恐惧是共同的。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官员、发了财的人,也是怕,也恐惧,最怕的是革命。在体制内的人也普遍认为,专制对他们是可怕的威胁,而民主则是可靠的保障。中国正县级实职以上的官员,有多少孩子都在国外,他们的内心也是恐惧。我们都说做父母的人。对于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孩子对他是最重要的,当然要把他放到一个好的、安全的地方。我认为,官员们都把自己的送孩子出国,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也是一件好的事情。这些年轻人中有一部分成为一个有民主理想和基督信仰的人,不是很好吗?神的美意是人所无法猜透的。这也是一种投票。
   
   钟道: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2000年来基督教是欧洲的文明的主流和根基,因着对耶稣的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社会形态,近10多年来,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发展很快,这对未来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谈谈你的看法。
   
   朗父:中国要形成基督化的社会形态,还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一直是儒佛之争,不具备西方民主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民主的前提设定是基督教的观念,设定人都是坏人,对于掌握大的权力之人,其罪性发挥出来就越大,领袖所犯的罪是成千上万人的灭亡,而民主政治制度的设定就是分权和制衡,把掌握权力的人限制住,把权力关入笼子里。在上帝没有直接介入社会公义的前提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掌权人,就是民主的观念,人是不能选择上帝的,但是可以选择谁来掌握政治权力。
   中国文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人来代替了上帝,自己塑造个上帝,皇帝就是上帝,儒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把人放到了上帝的位置上,皇帝就是天子,而犹太基督教认信的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东方把皇帝等同于上帝,就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命运交给了有限的人,盼望的是皇帝的仁慈,祈求仁政和青天大老爷。
   有人认为中国很多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是为了搞民主,其实不是的,但我接受福音确实是为了民主。
   我和张智勇谈福音,就对他讲: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本性是趋向于作恶的,当奴才当惯了的人,不当奴才就会难受的。不要以为民主选了毛泽东,也可以把他选下去,这是不对的。中国人的精神不改变,土壤不改良,民主出来的也许会是更大的灾难,法西斯在中国不是没有市场,经过了64之后,中国就有这个倾向,例如国内鼓吹专制的媒体《环球时报》的读者就很多。
   基督化是必要的,中国人的自我实在是太强大了,不能放下自我、破碎自我是很可怕的,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的发展都可以慢一些的,不要以为飞船上天了自己就很强大了,眼界看得大一些就会知道自己是很无奈的。大的独裁者都是把自己当成神的,列宁就是一个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干的人,毛泽东也是喊自己万岁,这在无神论的社会才有可能发生的,有神的社会中是搞不成的。在有神的社会里人人都知道,你是人,不是神。而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是把神的封号给予了皇帝的,讲究“天赋皇权”,皇帝是“天子”,是神的儿子。
   当然信仰也要尽可能可行。家庭教会,有不多的人来查考圣经,来讨论,在一个大家都方便的地方,每星期都交流2-3小时,一起吃饭,小的家庭教会,几十个人的,这是很好的教会。
   
   钟道:基督教会,最初就是由耶稣带领12使徒,发展起来的,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中复活,赐下圣灵,教会发展壮大了,就有了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说,也产生出很多的纷争和门派,你对此怎么看呢?
   
   朗父:人都是有限的,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在运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在2006年生了孩子之后,对教会有过失望,自己的事也多,信主的人讲的话,一般人也不懂,把自己给搞成了一个封闭的团体,一个人形成了两套话语,主内话语和世俗话语。
   传道就应该讲世俗之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语,我很不习惯教会的专用语言,也看到教会历史上教派之间的斗争都很尖锐,教派都可以去杀人。我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希望自己能去传道,去学习,就看到一些神学教育是有选择的读《圣经》。在北京方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去聚会了。这几年来,也因为准备的不到位,自己没法出来。平时就是与朋友聊天时传福音,交往一些弟兄姊妹,没能像张前进那样出来做传道的牧师。
   因为有文革的经历,农村的经历,我对于与个人生活经验无关的,迷信的东西很反感。但如果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个人和家庭,生命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人的转变和社会的转变都是要有一个长期过程的,信仰是一个潜在的东西,真正发挥作用时是在人的恐惧和紧要的关头。就像画画一样,不是什么理论,不能光用嘴说,是要用图画来表达的。不同的人对信仰有不同的方式,我可以写诗写得感人,而有的人是讲道能打动人,讲得人们都很感动,而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信仰基督是为了民主,是为了中国的土壤改良,我认为基督信仰是民主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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