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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右派炼钢记/陈挺(郭堡回忆录)

   《郭堡回忆录》是一部有关军队中“反右运动”受害者的纪实资料,是原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兵种直属单位的一批“右派”难友的血泪控诉。此书记载的内容是三总部的300多位久经战火锤炼的军官却被“阳谋”坑害的纪实。事件发生地是在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太谷县位于太原市南约75公里。
    感谢博绳武先生转发给我这部历史资料。——姜万里
   
   
   陈挺,1927年9月生于山东省招远县,1940年5月入伍。1944年1月入党,曾任营、旅保卫干事。1947年任团保卫副股长、组织股长。淮海战役中,率领1营参加战斗,全营立一等功。1950年5月任27军81师组织副科长、科长,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8月调任总政组织部助理员。少校副团。57年因批评肃反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被打战右派,1979年改正后调任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离休。


   
   1958年8月,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震耳欲聋,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序幕拉开。郭堡水库领导决定,要将锻炼队的大部分劳力转向找矿和炼铁。任务下达以后,我作为大队长,要带着50多人上山找矿,肩负如此重任,实在令人发愁,大队里并无找矿炼铁的技术人员,隔行如隔山,怎样才能找到铁矿呢?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我出生在生产黄金的山东招远县,小时候就跟着哥哥上山找过金矿。找金矿的经验是:先在沟口找到含金的转石(注:转石是地质术语,指山上冲下来的石头),然后逆流而上找转石的矿源。按照这条经验,我把50多人带到离水库50多里的山区,安顿住下后,即把人带到众多支流汇合处的大沟口,众人散开,仔细寻找沉重的石头,用铁锤粉碎,碾细,再用水淘去浮渣,用磁铁吸出铁粉看看多少,一块一块地进行比较。连着几天,查遍数条大沟口,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矿石。记不清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终于发现一块黑灰色的矿石,它的含铁粉好像相当多,磁铁一吸满身皆是,我们便确定以它为目标,先把它砸成十几小块,把人分成三人一组,每组拿上一小块,各走一条支流,逆流而上,沿途找同类的矿石。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在一条支流的尽头山半腰里,找到了灰色矿石的原生地,是一条30公分左右的固定层,顺层追索,延伸很远。我们高兴地跳起来,终于找到铁矿了。呼唤别的小组来看清铁矿层上下岩石的情况,又沿着各个山头仔细寻找,发现不少露头的这种岩石。这些岩石,如果含铁量能够达到炼铁的标准,就有开采价值。于是当晚,我由二小队副队长刘智田陪同,连夜赶回水库工地,找到在工地上担任化验工作的李淑琴同志,抓紧时间进行化验。化验结果,的确含有较多铁的成份。我们三人忘记了一夜未眠的劳累,兴高采烈地向工地总指挥王运广报喜。他正在为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铁来发愁,怕被批为“右倾”而丢掉乌纱,一听到这个大好消息,连连夸赞我们为水库、为太谷县找铁矿立下了头功,并马上命令广播站向全工地广播这一特大喜讯。同时他又当即为三大队解决了口粮不足的困难。因为要炼铁,需要开采和运输大量的矿石,所以他当机立断,工地上除斗车继续运土外,其余停工,一齐上山挖矿、运矿。这样一来,三大队变成了采矿和运矿的指导者。
   后来,太行山地质队的业内人士说:“此类矿石虽有41.5%的含铁量,但结构过密,工业价值不大,一般高炉不能用,采多了只能造成浪费。”一席话像一瓢冷水把我的发热的头脑冲了个透凉,使我清醒了,要讲科学,不能蛮干。然而这局势已非我们所能左右,我们只得冒着风险,继续往前闯。
   大批矿石,经过翻山越岭,人挑肩扛,源源运到工地。周宏达和赵森林先用坩埚炼出来一小块铁(约一斤重),没想到这是太谷县炼出来的第一块铁,名声外扬,县委开着披红挂绿的汽车到省城报喜。形势把毫无把握的周宏达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硬着头皮带领队员砌出来一座仅一米多高的小高炉。没有耐火材料怎么办?就根据传说,用石灰石加热后掺碎石抹在炉膛上。没有吹风设备,就利用农村的鼓风机代替。这样七拼八凑,建起了小高炉。开炉熔炼后,最让人担心的是打开出铁口后能否流出铁水来。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淌出一些连油子带铁水来。这时全场激动得高呼:“出铁了!出铁了!”喜讯被浮夸风吹得不胫而走:都以为真的是太谷县找到了铁矿,炼出了铁。
   既然三大队的高炉炼出了铁,各队当然都纷纷效法。一时间,王公村东头的打谷场上,五、六座大、小高炉先后树起,人欢马叫,形势一片“大好”。这种形势,使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工地领导得意忘形,脑袋一热,要放“大卫星”——要凭空把明知是虚报上来生铁日产量二、三十吨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为达此目的,便把各锻炼队的队长、副队长召来开会。会上由太谷县工业股秦股长下达任务,要求三天内每个队再增建三座高炉,使产量大幅度上升。一听此话,各队领导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我沉不住气了,本着事实求是的一贯原则,不吹大话,不说假话,具体地分析了我们三大队的实际情况,说:“三天内拼命建起一座高炉是可能的,建三座高炉根本不可能。”没等我把话说完,秦股长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怒声呵斥:“你不要说了!你的右派观点没有得到一点改造,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你已成了大炼钢铁的绊脚石。我代表指挥部宣布,撤销你陈挺大队长的职务,归队老实改造。由副大队长华涤任三大队队长!”
   陈局长冲我当头一棒,把刚刚为找矿立下头功的我,一下子贬为大炼钢铁的绊脚石,判为撤职的罪人。在这种“顺者昌,逆者亡”的严峻气氛里,与会的队长们只能忍气吞声,敷衍了事。散会后,三大队三个队长走出会场,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能吹牛,说假话,算听党的话,是“左派”;说真话,干实事,算反对党,是“右派”。撤了我的职倒无所谓,可是让其他的队长们今后怎么干哪?
   回到三大队以后,接任大队长的华涤说:“不管谁当队长,咱们仍然是集体领导,凡事商量,重大问题集体决定。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原来怎么干就怎么干,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你老陈领着建高炉,我领人拉车运料,保证你用,周副大队长仍然负责炼铁。”说干就干,虽然夜已过半,不能睡了,我们三人各按分工领着人干了起来。我得到佟惠林、石鹤峰、郑开辰等人的积极支持,三昼夜没睡。华涤领着一些人,黑灯瞎火,毁旧庙,挖古坟,拆下砖,拉回来,供建高炉用。经三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率先树起来一座高炉。一座还是拼命拼出来的,建三座怎么可能。在无可争辩的 事实面前,秦股长耷拉了脑袋,不得不恢复我大队长的职务。
   时隔不久,指挥部又召开为日产百吨铁而奋斗的会议。会上要求各单位报出日产铁的数字。与会者心照不宣,只能顺应形势,浮夸虚报,唯独主管炼铁的三大队周宏达一声不吭,他心知肚明,日产百吨是自欺欺人。尽管会议主持人一再启发老周报产量,越多越好,他却不吐口,把标准降低到5吨,他也摇头。万般无奈,他说:“从这几天情况来看,每天出铁不到900公斤,就算报1000公斤,也是冒进了。”没想到第二天《山西日报》报导了“太谷日产铁百吨”的特大喜讯,把弄虚作假的生米煮成了虚报产量的熟饭,令人啼笑皆非!
   炼出了生铁,就紧锣密鼓炼钢了。一时间,炼钢炉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听说炼钢需用枣木,理由是枣木质地坚硬,含碳量少,火力旺盛而持久,于是一窝峰似地上山砍枣树,不管它是哪一家的,不论它是几代人种下的,也不顾它是百年大树还是刚起的幼苗,只要进入眼帘,必然在劫难逃。胡折腾了一阵子,没炼出一两钢,只掏出一些不成形的碎渣,不啻于田野追风,劳而无功。事实证明,所谓的土法炼钢铁、全民炼钢铁,都是无视科学技术的无知之谈。难怪彭德怀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殃及全国。搞得轰轰烈烈的大战钢铁运动,却在无可奈何声中收场。12月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结束。但是其中有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用,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我们郭堡水库究竟炼出来多少铁,没有统计,即使有一些,也是不合格的,只能作为废品堆在那里占地碍事。整个活动纯属劳民伤财。这场运动,无知地否定了技术专业的分工,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是出于决策者的主观臆断,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是必然的。在这个瞎指挥、胡折腾、搞强权政治的恐怖年代,处于人间最低层、任人摆布的锻炼队员们,忍辱负重、不悲不馁,在全国一片的“大战钢铁”的吆喝声中,在形势与压力的夹缝里、奋勇拼搏,艰辛地作了一场劳心劳力的无用之功。
(2011/12/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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