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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之家的大饥荒/ 依娃


   
   
   
   

    “整个童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记忆最深刻的也是饥饿。如果“大饥荒”所指的是1960年开始的话(其实是从1958年开始持续到1962年,作者注),当时我6周岁。家住资阳市区上西街。家中9人,即父母2人,兄弟姐妹6人,大哥15岁、小弟未满周岁,外婆1人。父母两人的月工资收入相加大约40元,一个人平均不到五快钱。1960年冬季,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收入只有母亲每月的18元,一个人一月只有两块多钱生活费。
    我的问世不但没有给父母带来欢乐,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赘。
    1958年,“共产主义大跃进”已经愈演愈烈了。
    四川当时的粮食配给情况来说,成都的成人是每月27斤粮食,似乎还是大米为主,省会城市政府的面子重要。而在仅距成都100公里远的资阳城区,成人配给每月19斤粮食,儿童按年龄大小依次递减,学龄前儿童每月只有几斤粮食,而这些配给的粮食中,大米很少,通常都是些杂粮充数,如豌豆、玉米或者红薯。出产红薯的时候,就用5斤红薯代替1斤大米。资阳属于丘陵地区,稻田少而山坡多,这也是当时配给的粮食以杂粮为主的客观原因。县城里的人们拿到红薯普遍都难以保存,不像农村可以存放在地窖里,只能堆放在家中的地上。没有保存条件的红薯,如果不赶快吃完,会很快烂掉。但如果快快吃完了,家中就马上断炊。红薯有大有小,像我们这种“劳改犯家属”,能够得到的都是那些别人挑剩下的小红薯、半截薯、虫薯或者烂薯。
    小弟生于大炼钢铁时期,为了“大炼钢铁”,每家人的铁锅、菜刀之类的铁器都被强制没收了,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交,不然就说你反对“三面红旗”。自己家不许开火做饭了,所有的人都开始过“共产主义”生活,人们凭粮票到街道食堂购买饭票,这样的做法在街道干部看来是美事,很是要得。因为他们有机会多吃多占,还可以有权力分配别人的口粮,耀武扬威。而对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了。街道干部去食堂打饭,他们的饭票总是很充足,每顿至少有“三两”,而我们家的饭票则总是没有哪一顿可以吃饱。为什么街道干部的饭票充足?这是个谁也搞不清楚的悬案,没人敢问一句。因为当时的粮食配给制,在资阳即使成人也只有每月19斤粮食,如果他们每顿可以吃三两饭,每月至少得有27斤粮食才对啊?为什么我们家的饭票那么少?
    我们家未成年人多,都是能吃饭的年纪,人均粮食却只有10斤左右。哥哥姐姐们一天三两一顿一两,我和小弟因为只有几岁,政府配给的粮食更少,一天大约只有二两。但不是白米,都是杂粮。又没有其他副食补充,就是有也没有钱买。我们常常是不吃早餐,中午到食堂吃一次,晚上在家煮牛皮菜吃。当时的资阳人普遍种植牛皮菜,牛皮菜是一种生长极快的蔬菜,很粗糙,主要是用来喂养家畜,自古以来都是四川农村喂猪的。到了生活困难时期,四川人就见缝插针,只要找到巴掌大小的土地也要种上牛皮菜当作充饥的食品。只要勤浇水、施肥,每天都可以收割牛皮菜最外圈的老菜叶。煮熟的牛皮菜很粗燥,口感极差难以下咽,远比红薯叶和野菜难吃,像吃草,但可以抵挡一时的饥饿。因为在那时候,找到红薯叶和野菜都是很困难的。牛皮菜的纤维素很高,吃过之后等不了多久,肠道里会更加饥饿难忍。我家也在附近的水沟边种了几十棵牛皮菜,能够自家开伙煮饭后,我们每天都把很少的粮食煮在一大锅牛皮菜或者其它可食的植物叶子之中,吃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有粮食,简直就是吃的猪食。美其名曰“牛皮菜稀粥”。
    去饭堂打饭时,我们家的最奢侈的时候也就是大人二两饭,小孩只有一两饭。我记得去“共产主义食堂”吃饭时,打饭“三两”的人是最得意的,高人一等的模样,他们的叫喊声也最响亮“三两”!“三两!”的声音在食堂里是最悦耳、最令人羡慕的声音,也是最刺耳、最让人受不了的声音。而我们这类吃“一两、二两”饭的家庭,打饭时向食堂打饭员工喊出的声音都是很微弱的,即因为饥饿,也是因为屈辱。在那样的生存环境里,很多小孩一进到食堂就不由自主地喊叫“三两”!两个字就显示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我家小弟从出生到会说话时,他听的最多的就是“三两”,所以,他能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爸爸”“妈妈”,而是“三两”。每次在食堂里小弟反复喊“三两,三两。”之时,周围总有人觉得好笑,我们也会发出一种惨然酸楚的苦笑。一两岁天真的弟弟怎么会明白大家为什么都望着他笑?
    在强制去“食堂”吃饭之前,粮食供应也是只有那么多,但在家里自己做饭时,总可以加些南瓜、红薯、玉米等蔬菜杂粮一起吃,稀着吃省着吃,虽然也是经常吃不饱,但也不至于饿得发慌,饿得前心贴后背,饿得大人走不动路,小孩不动弹。在那时候,如果能够找到较多的蔬菜杂粮,母亲就会尽量节省一些粮票或者粮食留作备用,当时的老百姓尽管普遍吃不饱饭,但几乎每个家庭都存有粮票,因为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粮票就是救命的第一法宝。到了吃“食堂”时期,每月那么点定量粮食就让人很难支撑生命了。人们普遍处于饥饿状态,而劳动强度又很大。
    我的父母都是每天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能回来,他们除了在“公私合营”商店上班,还经常被单位派遣去各种工地搞什么“一夜修成一条大马路”、“深挖大会战”之类的强体力劳动,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在超英赶美。再苦再累都是白干,没有任何钱物食物补助。那时候,小弟才出生几个月,是需要吃奶的婴儿,可是,饥饿劳累过度的母亲自己瘦骨如柴,哪里还有奶水喂她的儿子?小弟的生存就只靠家里以往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票买米熬粥给他喝。家里没有做饭用的铁锅,但有熬药的砂锅可以代替。有时候,父母在外边找到什么野菜,或者红薯叶之类的可食植物,就把家里的搪瓷洗脸盆当作铁锅煮一盆杂食给我们充饥。偶尔找到一些小红薯,就和野菜一起煮给我们吃,但能够吃到红薯的时候是很少的。地被饥饿的人们不知翻找了多少遍了。
    这样的“共产主义食堂”大约不到一年就垮了,其后还是让老百姓自己回家开火。
   
    印象最深的是经常是只有一条小红薯,这时候我就没有吃红薯的资格了,因为我已经快满六周岁了,应该“懂事”了。而小弟还未满周岁,那条小红薯还不够小弟一个人吃饱。弟弟吃的时候,我就看,想象是自己在嚼在咽,但我从来没有咬过弟弟一口红薯,因为我是个胆小规矩的孩子。红薯是我童年最渴望的美食,总想那天能饱饱吃一顿就好了。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处于饥饿状态,我的身体就是一副皮包骨头,面色惨白,脑门很大,缺钙的缘故,猪嫌狗不爱的模样。我每天都是呆呆的软软的地坐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根本就没有精神力气可以使自己做任何消耗能量的运动。按理说,六七岁的小男孩应该是活蹦乱跳调皮捣蛋的,但我饿得动不了。经常都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啊呀,这个娃儿肯定是个傻瓜,可能活不了多久的。见了人眼珠子都不转。”听多了,我也无所谓了。当时,我也相信自己是个傻子、废物,对自己有了如此绝望的认定之后,渐渐地就使我不畏惧死亡了。
    死亡有什么可怕呢?我对生命从记事开始就很麻木:一方面是我们每天都看见人们用平板车拉死人出城,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棺材,用旧被子或者布单一裹就拉出去了。街道邻居家也隔三差五的有人死去,没人哭没人叫,饿得不知道悲伤哭泣。特别是在1960年前后,我家附近的马路上几乎天天都有走着路倒在地上的饿死鬼,因为没有路灯,走夜路的稍不小心就会踩到死人尸体,所以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当时的人们对死亡早已很麻木了,我们这些只有几岁的孩子也都在预测自己到底还能活几个月。谈到人的死亡,似乎就像谈到一条虫子的死亡。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可能死了更好,免得每天饿得慌,还要多吃家里的粮食,让父母亲发愁熬煎。既然自己长大了肯定是个傻子、废物,还真是不如早点死了好。早点死早点不受罪。
    我家附近有一家榨油厂,主要是榨桐子油,桐子油可以刷木器,可以做油布油纸什么的,但是是有剧毒的。榨油后的渣子饼一般都运去做肥料。这些桐油渣饼在我家附近的地上总有些碎块可以找到,父母告诫过我们绝对不能捡来吃的,吃了会中毒会闹死的。可是,有一天我实在饿极了,就捡了几块吃下去,没多久我就开始呕吐,肚子剧疼翻江倒海,然后就休克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母亲找到中医给我罐了解药,想方设法把我救了过来,看我醒过来了,母亲语无伦次一边骂我一边哭:“你这个死孩子,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妈妈交待你不要吃油渣,不要吃油渣。你为什么偏偏不听。如果你死了,让妈妈怎么办?还让妈妈活不活?”我虚弱的说不出话,只能对妈妈说:“妈,我,饿”。我妈一听又眼泪哗哗的流,不骂我了,抱着我的头痛哭流涕,自责没本事让我吃饱。这时候我突然想继续活下去,因为不愿意看到母亲这么痛哭。母亲的眼泪流在我的脸上,却像是滚油一样滴在我的心上。让我疼的受不了。
   
   黑五类之家的大饥荒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艰难地熬啊熬啊。父母的收入本来还勉强可以买回政府配给的那点粮食,可是,让我们家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街道干部把我们一家从政府公房中赶出来,这套公产房是我父亲作为抗日英雄回家乡时国民政府分配给他的“廉租房”。没有了公房可住,我们就只能去租住私人住房,最廉价的私房租金也是公房的几倍。原本我们住宽敞的公房时每月的租金不到2元钱,现在我们搬到一间狭小拥挤的私房居住,每月租金需要5元。为了交房租,家里只好叫刚上初中的大姐辍学去小饭店打工。
    1960年夏天,大哥说我6岁多了,该上小学了,于是,父母好不容易凑了几元钱的学费让我去了城关二小报名。到了9月1日开学那天,我独自去了小学,所有的小学新生全部集中在一排教室旁边的空地上,等待分班。所谓分班,就是听老师喊叫名字,第一批50人就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依次分下去,总共5个班的学生全部分完了,全场唯独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没有被叫到,我只好哭泣着回家去了。母亲晚上下班回家后才知道我的情况,第二天就拿着我们报名缴纳学费的收据领着我去学校找到校长,校长也承认我们交纳了学费,说可以退学费给我们;母亲说娃儿要读书,可校长说分班已经分完了,你这个娃儿就等明年再说了(真实原因是因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劳改犯,分班时每一个班主任都不接受我)。一听校长这样说,母亲顿时就嚎啕大哭,因为母亲感觉到我们家已经开始走投无路了。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校长同意让我读书的决定。几天后,我终于成为了城关二小一年级二班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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