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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走向“警察国家”——透视北京“天价维稳”真相

   
    来源:《观察》
   
    近日,北京财政部高官针对国内外舆论普遍诟病“中国维稳预算”超过军费,走向“警察国家”的事实声称,“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北京这位高官,竟自说自话,以为偷换概念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质。北京如此蔑视民众智商,以财政支出没有“维稳”立项,掩耳盗铃地否定当今中国“天价维稳”这一基本事实,再次令社会舆论大跌眼镜。
    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


    目前,中国大江南北随时、随处都在爆发“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民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制度性的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愤世不满,借机宣泄,以至于“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社会稳定难以控制。当政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维稳功夫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南海到居委会,监控满街,警察遍地,每个特警的现代化装备都价值连城,维稳触角伸上每个角落。如此巨大的政府财政开支,竟被财政高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成“子虚乌有”。
    今春,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披露,2001年公共安全开支为6,244亿元,比国防预算的6,011亿元还多,增幅为21.5%,亦比国防预算的12.7%增幅高得多。此据8月3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显示,公共安全支出为55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6.1%。而国防支出为5333.37亿元,比上年增长7.7%,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9%。显然,2010年政府用于公共安全支出已超过军费的数额。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在此报告中的“公共安全支出”表明,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用于武警部队支出;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此报告中并未指明如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称的,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
    “天价维稳”陷入“怪圈”
    200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该报告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新华网2010年6月9日转载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会科学报》文章指出,“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文章写到,“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 47.5%。”该文还抨击各地近年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以致维稳经费猛增,并质疑“天价维稳”何时休?
    记得去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上海官方为办一个“世博维稳”,就荷枪实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警林立,且调动的保安人员多达86万,人群中便衣与线民铺天盖地。
    以上官媒公开的数据、报告与文章,都可以与庞大的维稳财政开支相互印证。这些年来,“天价维稳”一直成为国内外媒体舆论谴责的话题,大量聚焦民愤民怒。纳税人不断抗议如此建立在高维稳成本之上的政府,竟用民众的血汗钱打压民间维权。
    “警察国家”不是望风捕影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确保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了司法权威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维护了民意的正常表达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成熟的公民社会成为公权与私权沟通与协调的桥梁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按正常程序与渠道执法与维权,社会就可以稳定,就不需要上访、截访以及群体事件。
    然而,当今中国由于制度不民主,社会失正义,导致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当政者为了维护自身垄断权力不受挑战,不得不“天价维稳”,在其社会公共支出占财政收入的20%里,还有相当一部份被用于网络封锁,控制舆情,城市监控。在薄熙来主政的红色重庆,公权力竟耗资170 亿在市内安装了50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活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并以此来张扬“政绩”。前不久,备受抨击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刑诉法大修,公然认可国家公安、国安等侦查部门使用监视、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直接作为庭审证据使用。也就是说,今后,公权对私权的监视、窃听取证将合法化。由此,必将导致监控、窃听被公安、国安侦查部门随意滥用,全体国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之中,而且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而被借口“无法通知”“有碍侦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义务。如今就连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老百姓。由此可见,国内外舆论诟病中国走向“警察国家”,应该不是望风捕影的。
    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当今中国,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维稳,政府成本无节制的膨胀,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承受力。当下,民众都亲身感受到,官方不仅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精力用于“天价维稳”,侵犯言论自由,封锁网络信息,打压异见人士、宗教信仰者和维权人士等,更用于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党务、党庆、党会议以及进行普天盖地的宣传“伟光正”和“红色记忆”意识形态的费用。这笔被隐秘了的让纳税人买单的天文数字开销,不知又被列入了什么项目,官方对此却从来未予公开。这就难怪民众对政府财政隐瞒的长期不满。
    以上种种开资,还仅仅是执政非正当成本的一部分。其实其非正当性开支,还要考虑行政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官员利用制度漏洞贪污腐败浪费掉的部分。这一切费用加起来足以支持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说。由此以来,在财政收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畸形膨胀的这些非正当开资,必然对公共产品的购买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导致科教文卫医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所需的公共资源匮乏,进而大大损害了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名列前茅
    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最新政府公布数据曝出中国税收真相:中国整体经济的公司利润大约10个亿,政府拿走7亿多。他为此慨叹“税收负担太沉重了。”而这税收里面,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交税占80%,国企只占20%。更加吃惊的是,小商小贩摆摊交的税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交的税都多。而民营企业家、小商小贩又解决了2亿中国人的就业。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誌数据,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多年来始终名列世界前茅。当此之时,民间不堪重负,不断发生着集体抗税事件。新近两起一是今年10月26日、27日,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大规模抗税事件,数以万计的民眾示威游行,引发骚乱,导致当局出动数千名警察弹压,最终数十人被拘捕;二是11月25日早上8点,广东肇庆四会市天光墟玉器市场数千商户抗议加租上街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要求减租的横幅,将四会大道堵得水泄不通,最后人群聚集在市政府的时代广场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在现场戒备。如今抗税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
    现代社会的政府,本应依照民主原则与科学的规则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维护和发展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不幸的是,北京“天价维稳”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力证了我们的公权力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盘剥民脂民膏,用于维系官家霸权的单方面利益,执政成本高昂的令百姓承担不起而不得不群起抗税。记得前苏联红色政权不顾人民疾苦,大量消耗财政资源用于对外军事争霸,对内维系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高压统治,导致国民日趋贫穷,怨声载道,最终结果是权力基础全面崩盘,可谓前车之鉴。在当今社会,国家能否贯彻“以最少的执政成本耗费,来争取最大惠及国民”的原则,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真正来源于民,执政为民的试金石。由此可见,执政成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当性的政治伦理问题。执政成本不为民所用,就是执政败绩。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不少当政者,都是因为滥用、浪费执政成本导致执政败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
(2011/11/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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