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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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至上和主权至上的大比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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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前言 (一)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


   1 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
   
   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
   作为最后几个专制国家之一,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中国目前正被世界潮流拖着走向宪政民主制,不管统治者愿不愿意,这种转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同样的,不管我们怎么着急,这个专制大国因为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受几千年的王朝循环的各种规律支配,因此其转型只能是这么慢慢吞吞,欲行还止。
   显然,统治者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惧加欺骗两手确实可以使它减速。
   同样的,我们想跨越历史发展阶段也是徒劳的,不过如果我们认识了历史规律,并且做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确实可能促使它加快步伐。
   一个稍有历史观念的人,尤其是每一个真正懂得并且践履普世价值的人,都应该能超脱自己的个人利害得失,把中国的转型视为一场从专制到民主的伟大的制度变革,而不必过分拘泥于革命或改良的概念纷争。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其面积和有几十个国家的欧洲相差无几,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彼此差异极大。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千年的中央专制集权在当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度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这种极端集权主义的统治结果当然适得其反,“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尚书•泰誓上》),按照钟摆原理物极必反,自然会趋向于另一个极端。这样,尽管在唾弃一元化上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除此之外往往也就没有什么共同意见了。至少,自由化过程中会形成从温和派到极端派一整个系列的不同观念,或者说会形成一个从低八度到高八度的大合唱,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大一部分人会不由自主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斗争上,要求人家都能同意自己的意见“唯一正确 ”,却不知这种态度恰恰是自己没有摆脱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思维模式的证明。须知,即使在健全的民主社会也总有左中右派,何况民主制度就是要让有各种利害冲突的个人、集团、阶级和平共处,以公正的规则解决纷争,并且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乃至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模式呢?
   所以,从化解一元化专制体制,完成向多元化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历史使命出发,我们应该欢迎一切不同的声音出现。
   举例说,包括“乌有之乡”的出现,我们都应该欢迎,首先因为在今日中国它是自然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必然组成部分,其次因为它对目前的一元化统治有分威散势作用,此外,也因为它绝不可能再次成为统治中国的极端势力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对它感到恐惧,相反,有这个标本存在还能能对社会起疫苗作用。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以多元化化解一元化中我们只能无所作为。
   恰好相反,完全自发的多元化只能导致历史倒退,倒退回野蛮时代,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
   毛泽东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社会进步的原因并不在于破坏,破坏多半是没有道理的,破坏的道理常常也只能有助于破坏,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可能起正面作用,更可能起阻碍作用。
   社会的进步在于它的建构,在于它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文化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也包括物质上的建构,并且最终表现为成熟而稳固的制度建构。
   须知,只有公平正义的宪政民主制才是普照之光,才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作为当今中国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进行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建构、价值建构、思想建构、社会建构、物质建构,其中心工作则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构。
   相应的,我们的工作也就不仅仅是破坏一元化统治体系,更不是去和多种破坏性因素争一日之短长。
   只有抓住了“建构”这样一个中心,并由此展开各项工作,才能不辱历史使命,并且事半功倍,必有所成。
   为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我们必须和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党内的志士仁人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了能够结成这样一个由各种力量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凝聚力。
   为了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必须使政治反对派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有深刻的历史洞见,有宽广博大的胸怀,有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也有出神入化的策略艺术,还有作为民族脊梁所需要的一切!
   在此之前,则需要我们能形成良好的共识,需要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把自身的系统建构工作做好,需要我们英明决策,妥善规划,谨慎从事的同时大胆工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学会四两拨千斤,学会庖丁解牛,学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也学会谈判妥协,学会适可而止,学会“知止能定”,学会和各种不同势力不同力量尤其是对立的力量在按公正的规则斗争中共同生存。
   为此,我们不能不首先努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当代中国和平转型的规律、特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等,在此基础上脚踏实地的做好应该做的一切。
   
   (一)
   
   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规律
   
   历史上,早熟的农业文明的中国没有政治学,只有统治学,司马光把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的结果就是《资治通鉴》,也就是把历史当做供统治者参考的的一面镜子。这样研究出来的规律,当然是统治规律,也只适合于专制统治时代。
   由马基雅弗利奠基的西方政治学本来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随着商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崛起,民主政治发展起来,西方政治学也进步为研究由普通公民进行的在平等规则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治理博弈。这种政治学研究出来的规律,才真正是政治规律,并适合于一切政治现代化国家。
   虽然中国也被世界历史拖进了公元第三个一千年,“中国特色”却使它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前民主时代,也正因此,现代商业文明的政治学规律对它起的作用很少,或者说还处于即将发挥作用的时代,相反,迄今为止,统治中国的政治规律主要还是农业文明的规律,以及作为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的过渡时期所特有的规律。
   所谓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想回避也回避不了,除非历史走出了这样一个阶段,它才不存在了。明白了那些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就可以心中有数,对症下药,一方面巧妙运用,因势利导,一方面择善而从,趋利避害。下面,就对笔者目前观察到的一些规律略作探讨。
   
   1 王朝循环规律
   
   早在两千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孟子就发现了中国存在王朝循环规律,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也就是说,五百年王朝一循环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具体的长短是会有些出入的,也就是“大时不齐”,大的时代循环在具体数值上会有一定误差。由那时直到满清灭亡,中国一直存在明显的王朝循环周期,基本在300年左右。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却并没有结束王朝循环历史,在没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依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是遵循“枪杆子出政权即真理“的野蛮法则。像历史上很多次王朝更替一样,天下草昧,群雄竞起,经过各军政集团的几十年恶斗,最后打出一个独裁统治集团来。由于只认武力不讲道理,这样产生的政权当然是反淘汰的结果,不管这个军政集团怎么以“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标榜自己,暴力夺权的结果必然是不择手段的暴力掌权,因此,无论是直接杀人的“镇反”、“平暴”还是间接杀人的“反右”“文革”,抑或仅仅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死亡,都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
   夺取了统治权的军政头目必然会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一切财富、荣誉、美色,也必然要抛开美丽的承诺把权力和带来的一切好处让自己的子孙尽可能的世袭下去。
   考虑到这种王朝循环规律,我们就不应对今日中国当局的任何罪恶感到意外,就是说,包括太子党掌权,高干子弟攫取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执政党通过政府霸占全国的土地、矿山、铁路、石油、烟草、电信、银行、石油等一切暴利行业,以及低分低能的党政官员子弟把高分高能的穷苦学生挤出尖子学校,总之一切动用权势占用优质资源的任何事情,都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与此同时,我们的历史使命,则是依托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用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基础上的宪政来结束王朝循环的历史。
   我们也要防范以“革命”的名义打着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旗号来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的企图,虽然在中国已经市场化、世界已经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他们的做法还是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
   
   2改朝换代规律
   
   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摆脱王朝循环规律,也就必然要继续受改朝换代规律支配。
   改朝换代规律的特点是:
   1一朝天子一朝臣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按他们的算法已经经历了四代,由于统治时间相对都比较长,其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时代毕竟不同了,又毕竟不是血亲世袭,是从官僚里提拔上来的,君臣关系也就越来越不是那么严格,逐渐从“君臣如父子”变成了君臣如黑帮老大和众兄弟。
   他们最重要的纵向变化是,由于第一代是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暴力夺权者,也就根本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极力强迫国人完全接受他们宗教式的政治信仰,否则格杀勿论,以致把国家推向了全面毁灭的边缘,第二代是跟着暴力夺权的一代,但经过了三十年的和平生活,看到了理想主义的破产,有了一点经济理性,就祭起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专制资本主义之旗,第三代以后则完全凭侥幸登基,也就不能不考虑民生问题,又是顺着官僚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必然一蟹不如一蟹,由于权力来源理由不充分,想像帝制时代那样传之久远绝无可能,何况世界已经全面走向民主选举出元首的时代。
   2新皇登基照例要“大赦天下”
   由于第一代是强悍的暴力夺权者,他们只会凭蛮力行事,加上为了暴力夺取政权他们确实和古代开基帝王一样养成相对艰苦朴素的作风(比如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到汉文帝仍然不准后宫穿拖地长裙,听说改建一栋楼台要花一个中等人家一年的生活费也赶紧不造了,而南朝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生活更刻苦到以不超过“田舍公”为度),以致这些无知的“大老粗”居然以为他们果真开启了一个官民平等的时代!这样,他们也就对民众的苦难心安理得,甚至要求民众“一不怕苦,而不怕死”,无论干什么事都“大打人民战争”,民众无端为他们的胡折腾死再多他们也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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