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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5(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赵无眠
   
     【人民报消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
   
     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故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 “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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