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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血统论”的严肃讨论/网民讨论会


   
   
   
   

   关于遇罗克/礼平、王斌
   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五岳散人
   荒唐血统论歧视平民人权/万千
    “血统论”浸透了共产党/柯云路
   臭名昭著的”血统论”组织"联动"的组织路线
   
   
   
   关于遇罗克/礼平、王斌
   
   王斌:今天回望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你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反观这部小说,会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譬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在“文革”中流行过一个广泛传播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首“血统论”的红卫兵著名“战歌”,就是你谱写的。“血统论”后来还引发了遇罗克被枪毙的事件。你为什么会想到写《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它与遇罗克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礼平:问题很尖锐。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遇难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故事讲的也是一个与“出身”有关的故事。这两件事之间当然有联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也就是你讲的,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就是联系。但你还不知道,我与遇罗克当年几乎就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一个教研室小院子里。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史康成,是他们中的成员之一。那是一个很棒的同学,现在担任着很高的职务。当年我们就曾经为了这个口号打得不可开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遇罗克被捕的时候,史康成也被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捕。我们两个关在一起,就住隔壁。
   王斌:在监狱?
   礼平:不,在学校。因为当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了。而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因为鼓吹了“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了“血统论”,却殊途同归。你不觉得这匪夷所思么?
   王斌:“文革”中的疯狂的确让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
   礼平:“出身”这个东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却是我们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不过准确地说,遇罗克的被害,应该不是因为他那篇《出身论》,因为“血统论”那个东西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在反对。他批判这个,不会得罪了谁。他的灾难发生在他对“文化大革命”发出了疑问。遇罗克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提出的问题比我们要深刻得多。1968年他被捕的时候,我也感到很不解:是我们错啊,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呢?到1970年他被枪毙时,我已经不在北京,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遇罗克比我们大,是一位青年教师,一个翩翩书生,杀他做什么?直到“文革”后看了披露出来的文件,才知道他被杀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因为在“文革”初期就发表过文章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而这也就是反对“文革”了。认为他是因为反对血统论而被杀的,那是一个误解,遇罗克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选题。当然这也绝不是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南方周末)
   
   
   
   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五岳散人
   
     日前,有网帖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还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情况。新华社记者赴当地采访发现,虽然温州市人事局、温州公管处相关负责人针对网曝“世袭招聘”一事予以否认,声称“自2007年7月以来的公开招聘都是逢进必考,合法合规的,公管处没有参与招聘,都是由温州人事局统一组织”。但在记者追问之下,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不得不承认,被明确曝光的36人中,有15人的确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而这15人中,有7人确实来自从2007年公开招聘起所招收的26人中。  
     更有趣的,是一位公管处前任领导女儿的“萝卜招聘”,即设置入聘条件是“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按说这条件也不算多么苛刻,生日年月有点儿意思,毕竟也是权限之中的事。往下就更有意思:这个公管处并无与旅游管理相关的职位,而且整个公管处不用出外勤,对是不是有驾照应该没有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招聘制度,公管处并无资格直接招聘哪怕是事业岗位的人员,而是应上报人员要求,经上级审核之后通过人事部门统一招聘、考试才是。照理说这就是某种监督与制衡机制,让开后门的人进不来。但实际上是如何实行的?温州——或更多地方——用的是这种方式:招聘条件是由温州公管处拟定,经温州交通局审核,最后由温州人事局审批。只要有个稍微合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制衡与监督就都成了摆设,“萝卜招聘”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种制度漏洞其实已不能算漏洞。从制度设计角度说,私招乱聘的情况已被尽力防范。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堵塞整体范围的关系网。如您所知,所有环节要是都出了毛病,设计得再良好的制度也不过是光明正大走过场。而这么做的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制度为自己辩护。原本分权制衡的设计,最终变成相互卸责的工具。  
     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哪怕违反相关条例,代价也相当低廉。关于这种官场世袭制的报道,这两年并不少见,最后不了了之的占绝大多数,最多有几个不甚合格的“官二代”下岗,而其长辈依然稳坐钓鱼台。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他们再次上岗也不是难事。  
     这种被称为“官二代接班”的现象,在温州这个地方倒是有了另外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一些领导在单位干了几十年,让子女进来是人之常情。不设这些条件她不一定能考上,设了自然把很多优秀大学生排除了。”这是某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与当年功臣子弟有个世袭爵位的意思差不多,仿佛这些领导这么些年没有领过工资。而现代社会,所有社会资源与公务职位都是公共性的。温州这种拿着公共资源报答领导的理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友邦是不是惊诧不太知道,倒很令本邦人士惊诧莫名。  
     除“报答论”外,有句话可能更说明问题。对领导直系亲属参与招聘,温州公路管理处的官员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血统论的另一个变种。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近亲还在繁殖,且成为可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从不断发生的这种现象来看,很多学者担心的社会阶层板结的情况正在发生,无论“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罢,都在使自己的阶层对其他社会人士关上大门。财富传承还有可能改换方向,但权力传承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板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想要打破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而温州相关官员的解释,使得这个信号的危险系数更为放大了.
   
   
   
   荒唐血统论歧视平民人权/万千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呐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有志者。在封建社会里,“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血统论”的影响才渐趋衰微。但在1966年春夏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兴风作浪,“血统论”这个封建主义的残余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并变本加厉为祸人间。
   源起:一副“红对联”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受过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到“出身问题”对个人乃至整个家庭前途和命运的影响。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出台的“红对联”,抹杀了血缘只决定人的生理属性,而不能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事实,用生物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用生物学原理判定社会问题,是极为荒谬的。然而那时正反双方却各执己见,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陈伯达讲话一出,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观念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红五类”、“黑五类”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十几分钟的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这次讲话影响很大,几乎传遍全国,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很快,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盛行起来: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
   交锋:《出身论》的发表就在“红对联”的支持者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出现了数百份油印的《出身论》——一篇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万多字的论文,它的真实作者名叫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出生,由于“黑五类”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颇多坎坷,这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对出身问题的思考。经过多年的深刻观察之后,这种思考日臻成熟,并促使他撰写了《出身论》。之所以用“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署名,是希望以此启发每个家庭,都来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遇罗克认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年的影响,特别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压抑和打击,“不少大学几乎不招收黑七类”,“有用出身问题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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