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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来源:南方都市报|来源日期:2011-10-08|责任编辑:向异
(对秦晖文章的几点初步评论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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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1年10月0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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