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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借“先进文化”阉割“思想自由”

   
    中共六中全体会议于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为打造“先进文化”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次集中探讨文化战略和政治意义而备受广泛关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在此次会议上,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
   
    会议闭幕后,人民日报即刊发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社论。社论称:全会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个“先进文化”方向,就是继续坚持“一元化”红色意识形态专制。接着,新华社10月20日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章称,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红色意识形态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
   
    自由应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而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则是通向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负责人哈菲茨表示:“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健康、教育、体面的生活水平甚至政治自由,人类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印度尼西亚说了一句“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
   
    然而,当下中国的红色主流意识形态却是阉割“自由思想”的杀手。从文化主体的方面说,文化可以理解为意识的载体,没有自由的意识,就没有自由的文化。但在中华社会文化传承过程中,“自由思想”却受到制度性对待的制约与扭曲。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在总体价值上,一向是以集体、族群或国家为本位,排斥个体意识自由,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这些价值观经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造,又被“红色记忆”语话霸权一统天下。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文革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
    中国改革开放后,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启蒙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意识形态封杀。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借此东风,1989发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再次阉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这就是文化专制主义。
   
    近几年来,异议人士和自由写作者不断被投进监狱;文化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也愈演愈烈,特别是新闻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都先后惨遭封杀。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民主墙、六四等问题划为禁区,不许有关研究与文章、书籍公开发表与出版,而且还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单;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
   
   
    “先进性”颠覆“平等性”
   
    在官方借助权力一直维护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作为自然人的社会性,成为被红色文化把握在一定的观念领域、等级秩序与对立状态中的属性。红色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借助强调“党性”、“阶级性”、“先进性”、“被代表”等为观念,控制人们精神,分裂人的共同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形成的伪价值体系。这种伪价值体系所推行的路线,就是以“肯定——否定”的敌对思维为模式,以争夺经济利益为轴心,以从事阶敌对斗争与专政为手段,以在制度上生产颠覆社会平等的“零和”对策为特色的社会实践。即使中国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政权的敌对意识依然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监狱依然在关押政治犯,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红色记忆”像乌云一样沉沉地压在每个公民的心头,以至于人们时时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精神控制和无可奈何地被分化的使然,而无法享有天赋的平等与社会制度保障的自由。
   
    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暗含着党性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就是将共同的人性分裂为先进与落后的判断,使党性不仅体现一种主观被造,更成为分裂人性共同本质的文化楔子。今天,当红色语话中一提到“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文化运动。这种文化中一再强调的政治魔咒,就是确保党性是先进的,群众性是落后的,党的“先进性”注定要带领群众,教育群众,改造群众,武断性地将等值的人与人关系,按其自我创立的意识形态标准,设定改造与被改造、代表与代表的关系。毛泽东时代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来源于自封的这种“先进性”。在如此强调“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权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又将他们的党文化的“先进性”放在哪里?由此可见,所谓“先进性前进方向”,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中共要在文化上维持“先进性”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社会的平等性!
   
   
    打拚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是由被中共主观设计出的精神控制符号体系,官方要维系这种文化,并要打造成“软实力”战略,就是要用这种体系来造成一种支持其合法性的价值观。由于这种价值观不能靠自身的真实性来完成存在,所以就只能借主观臆造的虚假说教来控制精神,扼杀思想自由。
   
    近期,中共高层不断为文化体制改革“吹风鼓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以提高中共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眼下,中共十八大临近,该党正在借“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文化风潮”,来整合“北京软实力”,与世界埋葬“红色文化”的新文明主流争夺语话权。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命运走向,取决于国家的软实力之战。所以胡锦涛早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向全党发出动员令,要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胡锦涛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中南海是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作一场对内控制思想自由,对外宣战普世价值,打拚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战役来抓的。
   
   
    “文化体制改革”释放强烈信号
   
    这次中共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名,来确保红色意识形态在全民中的主流地位与对外打拚中国“软实力”,明确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继续加强权力对文化的管制和用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洗脑,以求从根本上,排斥普世价值,限制思想自由。当代中国,在如此政治生态中,文化没有自由,就无法产生文化大师,更没有文化大作品,文化又何来“大发展、大繁荣”?
   
    这些年来,官方意图在继续拒绝宪政改革前提下,仅仅想从两个层面上发展出新的替代性意识形态:一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中国崛起”的民族性语话叙述,来填充中国人的世界观危机。这样的改革不仅无助于实现以“民主”和“均富”为核心的世界现代化整合诉求,反而使得它在道义上面临了更深刻的执政危机。中共六中全会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更不过是加强党对文化进一步控制的信号。
   
    ──《观察》首发
(2011/10/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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