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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八-论将中国国家权力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八
   
   
   论将中国国家权力
   关进法治之笼的过程和战略-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被誉为“四君子”之一的杨子立谈到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听说高智晟的名字是在2005年,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监狱坐牢。一天,我的律师李和平先生见我后让我看一份申诉状,如认可就签名。这份申诉状是高智晟律师起草的。虽然由于狱方阻拦我没看到文件,但对高智晟的名字记得很牢。直到2009年3月出狱后才在网上看到高智晟其人其事。那时他已经被第二次失踪。他为我们案子写的申诉状也是在网上看到。申诉状写得非常专业,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专业的维权律师会遭到如此对待。现在可以明白,正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痛恨他的掌权者才只能用非法手段迫害他。”
   岂止高智晟?
   就在今年,中国就至少发生了几十起非法迫害法律工作者——律师——的严重事件,像唐荆陵、江天勇、滕彪、刘士辉、李天天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些著名法律工作者不仅被非法拘禁,而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还都被强迫答应不将自己受迫害的事实向外界披露,真是天下邪恶莫此为甚!
   反观民主国家,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永远是最受人尊重的,因为从总体上说法律工作者是为民众提供正义、为社会维护正义的,也是国家的栋梁,不仅直接为国家社会服务,而且国家的领导人大多也来自法律工作者,因此绝对不存在把大批法律工作者非法抓捕关押起来迫使他们屈服于权力的荒唐事。
   为什么今日中国会与民主国家相反,发生越精通法律就越遭非法迫害的事?
   道理很简单,中国是一个权力——具体地说是行政权力——至上的国家,就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也就是说,有了权力就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巧取豪夺、蚕食鲸吞,总之是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为所欲为、人莫予毒。
   相反,民主国家是法律——准确的说是正义——至上的国家,律师因为提供正义维护正义而享有崇高地位,并理所当然的成为国家的栋梁,以便让他们更好的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这样,在权力至上的中国,无论怎么标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一旦律师起来维护社会正义,尤其是涉及制度正义,从而触犯权力掌握者的利益,当局就会撕破脸来不择手段的对他们进行疯狂打击。
   一个社会连律师的法定人权都毫无保障,普通民众自然只能任凭掌权者蹂躏宰割了。
   因此,律师的人权状况悲惨,是一个国家人权形势极其严峻的象征。
   当然,不能说律师人权状况的改善一定象征着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改善,因为律师只是社会精英中的一小部分人,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善待律师是完全可能的。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律师能在社会生活中自由的发挥职能,这个社会的正义实现就有了希望,因为律师中的佼佼者必然把锋芒指向制约权力。当然,把锋芒指向制约权力的不会只是一部分律师,更还有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和各界精英与广大民众。制约权力的力量逐渐汇集最终必然压倒不受限制的权力。
   其实,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从权力高于一切到法律也就是正义高于一切的过程。
   这一过程,用西人的话说就是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的过程。
   人类从脱离蒙昧状态开始就因为形成了社会而产生了权力。
   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权力的认识都在走极端,要么认为权力绝对的好,要么就认为权力绝对的坏。如儒学就认为“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利兼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却认为权力一无是处,故必须消灭一切社会权力。
   但是,随着人类理性的增强,终于逐渐明白一方面权力对人类社会必不可少,是造福人类的重要制度方式,甚至是基本制度方式;另一方面权力对掌权者有腐蚀作用,绝对的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也就是说,在没有限制和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又会严重危害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限制和制约权力成为造福人类的又一重要制度方式。
   最早认识到制约权力的重要性并且迈出了制约权力的第一步的是英国人。
   “1215年6月15日,由英国国王与贵族们签订的《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 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了一些英国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亦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 的控制。同时它亦改革了法律和司法,和限制了国王及皇室官员的行为。”
   就这样,英国从将近八百年前就开始了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的历史进程。
   即使有如此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在近代,英国真正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还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历程。
   1640年开始,国王和议会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了二十年的战争,结果为了和平军队控制了国家,也就使议会控制权力的企图落空。
   1688年,议会两党密谋,把前国王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弄来当傀儡国王,从而一方面保留了王权,一方面把权力掌握到议会手中了。但这种情况下议会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和人民毫无关系。
   直到1832年,代表贵族的托利党人和王室在群情激奋之时被迫同意了辉格党人的改革要求,让议会向资产阶级打开了一条门缝,由此开始,民主化进程才不可逆转。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钱乘旦对此总结说:“在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过程中,英国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他先把专制制度转变为贵族寡头制,然后再把贵族寡头制改造成民主政治,”
   英国作为原发商业文明国家以七百年的历史一步步和平的完成了政治现代化,而且因为走在世界的前头,它基本上(晚期除外)没有外在压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掌权的国王(和贵族)始终保有基本的理性,能在关键时刻向下层民众的压力作出必要的实质性让步。
   和英国相反,中国不仅是后发商业文明国家,而且政治现代化几乎走在全世界的最后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会怎么办?
   海内外无数善良的人都反复指出过,英国王室知道退让,因此今天还是虚位君主,相反,法国、俄国、中国及其他几十个国家的王室不知适时退让,结果都早已灰飞烟灭。
   当然不仅是王室,近百年来在王朝结束后出现的现代专制者更加典型,包括中共的对手国民党在内,凡是顽固坚持专制的结果基本上都没能逃出被推翻的命运,相反,凡是顺应了民主潮流的都功在千秋,名留青史。
   所以,权力被关进法治之笼是不可逃避的定数,问题只在于专制统治者是多少自觉一点,自己走进去,还是在被人民推翻后,建立一个权力被关在法治之笼的现代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来讨论如何把中国的权力关进法治之笼的问题,答案就比较明确了。
   简而言之,把中国的国家权力关进法治之笼,过程是有客观性的,是必然的,对中共政权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把中国的国家权力关进法治之笼,战略是我们为创造历史制定的,时间长短是和我们政治反对派的能力、智慧、胆识相联系的,因此,从实际进程说,是由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发展和主观努力决定的。
   我的老朋友,中国民主党第一任执行主席查建国为此写了一篇很出色的纲领性文章《转型十点论》,其中有云:
   “渐变突变交替”论
    对转型路径近些年有两种模式在争论:一说是要走缓和的、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一说是激进,立即打倒解体的道路。多数人认可第一说。但其争论无意义。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非此既彼了,而是只有一条真实的、现实的路:既渐变突变交替进行之路。渐变阶段是缓和、缓慢、小步走不停步、是量变的积累历史。突变阶段是激进,是大规模街头政治之动乱,是质变的分割历史。之后是开启又一轮的渐变阶段和“二次革命”式的第二次突变。
   和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加一对照,不难发现查兄的理论与其高度吻合,英国从1215年开始就是这样走上了“渐变突变交替进行之路。渐变阶段是缓和、缓慢、小步走不停步、是量变的积累历史。突变阶段是激进,是大规模街头政治之动乱,是质变的分割历史。之后是开启又一轮的渐变阶段和“二次革命”式的第二次突变。”尤其是在1640年之后,三次突变各有一些成果,第一次大大削弱了王室的控制力,第二次使君主虚位化,让贵族把持的议会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主宰者,第三次是议会向资产阶级而打开了一条门缝,由此开始,经过近一百年的渐变发展,全民普选终于成为现实。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也要花几百年去渐进,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转型,能够利用他国的理论、制度、经验、教训,我们还有强大的国际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不会是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那样直接借助民主国家的军势力量,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声援仍然足以构成对当局的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从当局说,不管他们怎么冥顽不化,世界潮流朗如白昼,全世界的专制者之覆辙前车可鉴,中国国内的民主人权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况且他们是打着埋葬资本主义旗号暴力夺权的,现在他们自己却统统成了官僚资本家,在道义上早已彻底破产,这样,心虚理亏进退无据的中共政权全面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对他们自己也绝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中共当局应该明白,我们提倡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对他们其实是一种福音,虽说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国家人民不会因为转型而受到破坏和伤害。
   在这种全方位的高压态势下,从今开始,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每过几年就上一个台阶是必然的。
   从当局来说,相应的只有两种对策,其一是不惜激化矛盾,继续残酷镇压,其结果也就是步法国俄国中国皇帝和齐奥塞斯库、米罗塞维奇之流的后尘死无葬身之地,其二是效法英国王室,理性一点,明智一点,知道尽早作出必要的让步,一步步解除维护一党专政的各种禁令,使中国相对平稳的向多元化民主时代过渡,从而相对体面的走下历史台阶。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思考将中国的国家权力关进法治之笼的过程和战略,就比较容易切合实际需要了。
   下面,我们就提出一点基本看法供大家研讨。
   一 稳步推进民主人权事业,分阶段实现具体目标
   由于中国的民主进程落在全世界的后面,英国八百年才取得的政治进步对我们中国来说已经成为需要一鼓作气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缺少任何一点要求内容,都会有人加以严厉指责,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就是“欲速而不达”的历史这一事实,必须明白孙中山不顾中国社会现实的“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错误观念带来的深刻教训,必须清楚中国现状对中国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路径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没有人能一步跨上摩天大楼,姚明和乔丹那样的大个子也不行,但是,把摩天大楼分成一百层,每层分为二十级阶梯,就连侏儒也不难爬上去了。为此,我们必须如老子所说“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把貌似可以一口气实现的宏伟的宪政目标分解为一些阶段性目标,在实现了一些低级目标之后,再一步步向较高目标攀登。每一个阶段性目标又可以分为几个阶梯,上了一个再上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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