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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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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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反馈28
·秦永敏的汉藏对话
·秦永敏拒绝接受武汉当局要求本人不要赴朋友们举办的六十寿辰晚宴的 声明
·奉和陈俊贤贺花甲,调寄清平乐
·秦永敏六十寿辰小记
·公民议事规则与构建公民社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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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反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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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永敏 赵素利结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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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第二十八批签署人名录
·《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第29——32批名录
·《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系列之六重申和平宪章宗旨 促成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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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凯父亲被自杀案追踪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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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哭泣,大堤在哀鸣----长江武汉青山段图说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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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丁灵杰因为莫须有的举牌被拘留
·强烈要求立即拆除新建监控岗亭并停止非法监控——秦永敏致武汉青山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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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之九(结束)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


   秦永敏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之九(结束)
   
    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
   

   这是本人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的最后一篇,在此,我要开门见山的说,本系列前面的八篇文章都只是论述当今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现在的这一篇,才涉及到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问题,如果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中国的转型再次受阻、国家社会再次陷入战乱的轮回是必然的!
   应当指出,我在1993年的《和平宪章》中就早已发问:“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转型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这就是说,和平转型虽然是可能的,非和平转型也是可能的,非和平的转型中,当然也包括暴力革命,包括各种使中国陷入流血冲突、内战内乱的大动荡,也就是重蹈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覆辙!
   正因为预见到非和平转型乃至陷入动荡、战乱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所以我们才认为尤其有必要重申《和平宪章》的基本宗旨:“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调:和平转型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已如前述,那么,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在此,我要断然决然的指出:
   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
   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健的反对党!
   
   1 从台湾两党的分歧说起
   我的老朋友,一同从民主墙时代走过来的牟传珩先生在《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 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一文中对于国民党一党专制却实行了“还政于民”政策的评论引来了台湾学者的强烈抗议。
   这件事,其实是典型的“金银盾”,各站一面,必然各执一词。
   牟传珩说:“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1930年代便可能开始启动宪政,如果没有国共内战,1940年代便可能开始启动宪政,到了1980年代的台湾,终于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
   对此,一位台湾学者反驳道:作者所列出的头两个“如果……可能……”的“事实”全属揣测,而非事实,说了等于没说。况且,牟传珩在文中也已经提到:辛亥革命“由于暴力革命必然与暴力镇压相伴,很难形成多元包容的政治生态与分权制衡的宪政规则,以及国家客观上处于长期战乱,共产党进行暴力夺权,而无法实现。事实上,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和‘训政’,一党专制,压制民主,宪政反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击国民党的有力武器。” 这就已经“事先”回答了作者在“事后”提出的责难。
   因此他下结论说:“牟传珩在《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中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批评是‘不合事实的’,因为台湾并非终于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 他认为,这种说法“乃是对史实的一种忽悠。”
   台湾学者指出:
   “事实是:◆1949年以来,统治而且仅仅统治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政权一直一党独裁; ◆1986年,台湾党外强行建立民进党,蒋经国在崛起的台湾民气面前不敢照例予以镇压;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1988年,蒋经国并没有什么民主化的蓝图;◆1996年,台湾人民首次选举总统,之所以能够采取普选方式,还是民进党领导社会进步人士积极抗争出来的。由此,人们不难看出:所谓国民党通过“军政-训政-宪政”                      “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的这种说法,不符史实,只会自误误人!        
   长话短说,历史是合力造成的,良性互动和平转型更是朝野双方的事情,就像两条河流汇聚之初各自仍然界限分明一样,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今天的台湾虽然同属宪政下的自由政党,但对台湾走向宪政的作用不同,决定了它们的看法迥然相异:牟传珩虽然是大陆民运人士,他的这种说法显然只能是代表国民党的观念,或者说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进一步说是表明了他对大陆执政党走国民党之路的希冀,相反,那位台湾学者的看法则代表了民进党的观念,或者说是站在民进党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也是在纠正牟传珩过分拔高蒋经国和国民党的说法。
   言归正传,从今日中国大陆来说,如果朝野之间像台湾一样通过良性互动和平转型,那么中共就会扮演国民党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最终结果中共果真因此成为民主政党,我们现在能够等待它们“实行了‘还政于民’,完成了宪政转型”吗?
   台湾的事情且不说它,从大陆来说,化解一党专政的民主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但怎么样化解则是另一码事,因为一党专政的粉碎之势已经朗如白昼,可是,中国能否跳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循环则是未知之数。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
   
   2 软禁中的赵紫阳终于大彻大悟
    据海外新出版的赵紫阳晚年的口述著作介绍:由于得知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于1998年大无畏地开展了冲击党禁活动,“2000年11月在同杜导正的一次谈话中,赵紫阳甚至分析了中国建立反对党的必要。他指出,由于现政权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 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但这条路子,江泽民肯定不敢走,不愿走的”。
   作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对江泽民的政治作为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但是其实,如果他不下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断定他本人也绝不会走主动开放党禁之路!
   岂止如此,就是在这种囚禁状况中,按作者的看法:“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关于转型路径和动力,赵紫阳考虑的重心还是体制内,特别是高层。2003年10月在同宗凤鸣的一次交谈中,赵拿出一份内部刊物刊载的《上层革命》一文,很有兴趣地说:只有(上层)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上层革命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发生,也就是,政府和它的领导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为信仰时,把维护公民普遍利益作为自身使命时,上层革命才会真正发生。因此,推动上层革命的,更多的不是来自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 ”
   虽然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是个善良的政治领导人,显然其政治洞察力和决策能力还远不如后者,正因此,他的历史贡献和最终结局也比后者远远不如,但不管怎么说,赵紫阳是六十年来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的人里唯一一个认识到允许反对党成长对中国国家前途的决定性意义的。
   然而,“推动上层革命的,更多的不是来自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这样的事在人类历史上即使不说从未有过,也是极其罕见的例外,尤其是从今日中国来说,可以肯定更绝无可能。
   但赵紫阳的这些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上层)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
   赵紫阳关于开放党禁、乃至“培植”反对党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他作为一位软禁中的开明政治家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深刻思考,不希望共产党拒不改革导致天下大乱,这对当权的中共高官中有人于形势巨变时慨然奋起,下定决心效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会具有一些引导作用的。
   
   3 政治反对派的崛起不能主要寄希望于当局的容忍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绝不可能寄希望于上层的容忍,因为中国的铁腕统治者从慈禧太后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个个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想“万年长”,没有哪一个不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更没有哪一个的容忍度能达到“培植反对党”的水平。
   在我看来,当局的容忍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绝对专制下民间力量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唯有开明一点的专制才可能为反对派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但虽说如此,统治者的开明通常都是迫不得已的,只有在民间力量借此机会崛起,并且抓住机会站稳脚跟,立于专制当局无法压倒的不败之地,才有可能产生突破!
   须知,容忍只是情绪变化。
   当年邓小平不就曾经容忍过我们搞民主墙运动吗?1978年11月 22日前后他对外国记者说:“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应该让他们出。”
   但不久邓小平也坐不住了,我们就都坐牢了。
   同样的,1997年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也曾经表现得非常开明,也开始容忍我们政治异议人士的活动,以此换来了美国不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结果当我们组党时,就超出了他的容忍度,于是还是大抓大捕。
   当然,更为典型的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达到20世纪历史的最高峰时,仅仅因为邓小平的不容忍就导致了大屠杀!
   可见我们政治反对派虽然欢迎上层统治者的容忍精神,并且把它视为民主转型的良好契机,但是,我们更应清楚的看到,历史上的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帝王,一百年的共和也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更应清楚的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也屈指可数。
   今天的中国,由于中共搞共产主义夺权后以强占民财为务,假话说尽的同时丑事做绝,它还可能有那么大的“容忍精神”吗?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说在目前的世界潮流裹挟下中共不得不有一点宽容精神,这是必然的。
   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成熟,因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中共被迫越来越宽容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要他的宽容达到赵紫阳所谓的“培植反对党”的水平,则是异想天开。
   准确的说,在专制统治下发展反对党,和统治者的“培植”是扯不到一起去的,只能是靠不惧统治者打压的民主人权活动家们的殊死奋斗使当局束手无策,只能是靠全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使当局无可奈何,只能是靠公民社会的成熟使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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